祈禱和燭光的力量 —訪萊比錫聖尼古拉教堂

文/余杰

柏林圍牆的倒塌是蘇聯東歐劇變、兩德統一、冷戰結束的起點。

「戈巴契夫先生,請拆毀這座圍牆。」1987年6月,造訪柏林的美國總統雷根在布蘭登堡門前向蘇聯總統戈巴契夫大聲呼籲。此時,兩德已分裂了將近四十年。

雷根在演講前夕拋開撰稿人準備好的稿件,不顧國務院和白宮顧問的反對,在演講傳達出「了不起的資訊」,直接挑戰「邪惡帝國」。雷根的呼籲振奮了人心,卻無人奢望在共產黨陣營獲得任何正面的回應。

柏林圍牆的始作俑者之一、僵化頑固的東德領導人何內克,拒絕追隨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提倡的「公開化」政策,繼續推行高壓統治。在雷根講話兩年之後,何內克倨傲地宣稱:「柏林圍牆在未來的五十年甚至一百年間仍將屹立不倒。」

當時,只有百分之三的西德民眾相信,能在有生之年親身經歷兩德統一,兩德分治的狀況似乎定格下來。

然而,緊接下去的歷史發展,卻有如電影的快速鏡頭:兩年之後,社會主義陣營中最富 裕的國家、歐洲第五大工業國的東德政權陷入重大危機之中。大批逃亡潮及街頭上的群眾示 威運動為東德領導層帶來巨大壓力,何內克被政治局罷免,躲進了蘇軍醫院。

1989年11月初,試圖亡羊補牢的東德政府火速制定了一項有限度開放旅遊的法規。11月9日傍晚,中央政治局委員沙波夫斯基提早宣布了這項准許立即出國旅遊的規定。

當天夜裡,在無一槍一砲的情況下,柏林圍牆邊的東德邊界關卡就被蜂擁而至的老百姓衝垮。那些曾抓捕過企圖翻越柏林圍牆的民眾、對渴望自由的同胞開槍射擊的東德邊防軍士兵,由於沒有上級的命令,不知所措,袖手旁觀。

這一偉大的歷史事件發生在雷根演講的28個月之後。作為目擊者的人權活動人士埃佩爾曼和牧師胡爾澤曼寫道:「這些身穿軍裝、幾十年來對自己國家的人民趾高氣揚的大兵們,現在不知道該怎麼辦了。從前的自以為是一掃而光。」

才剛上台的東德新領導階層焦頭爛額,試圖做出順應民意的決策,卻很快又被民意拋到身後。領導階層像走馬燈似地更替,最後整個上層結構瓦解了。

殺戮有時,醫治有時;拆毀有時,建造有時。柏林 圍牆是一夜之間建造起來的,卻不是一夜之間被推倒 的。在這座高牆轟然倒塌之前,許多「無名英雄」數十年如一日地鬆動其牆角。拆毀是一個比建造更艱巨的過 程,許多人為之付出了自由乃至生命代價。

柏林圍牆的倒塌,跟外部環境的變化有關,如雷根對「邪惡帝國」不假辭色的積極外交政策,如戈巴契夫的新思維和公開化政策;柏林圍牆的倒塌,更與東德民眾渴望自由的決心和勇氣有關,自由從來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餡餅,自由需要熱愛它的民眾去奮力爭取。

就在柏林圍牆倒塌前一個月,戈巴契夫應邀到柏林 參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建國四十週年慶祝活動。東道主精心準備了閱兵儀式等慶祝活動,但目光炯炯的戈巴契夫覺察到東德的情況非常不妙,「一眼就可以看出,這個國家很像一隻燒得滾開而蓋子又扣得緊緊的鍋」。民眾的不滿已到達沸點。許多人都有同感, 劇變即將到來,但未來究竟會怎樣,又一片茫然。柏林圍牆的倒塌讓大多數人猝不及防,多年以後人們又事後 諸葛亮般指出,這是水到渠成式的結果。人們總是喜歡聚焦於歷史那激動人心的轉捩點,而忽略細水長流的量變過程。

圖片取自:Pixabay

確實,很少有人知道,柏林圍牆的倒塌並非始於柏林圍牆,而是始於遙遠的萊比錫的聖尼古拉教堂—在這座教堂開始的和平祈禱會喚醒了民眾的良知,並催生了一九八九年東德境內最早的和平示威活動,從而撬動了專制政權的第一塊基石。是信仰賦予民眾以反抗獨裁政權的良知與勇氣,人們大聲地說出心裡話:「我們再也不能這樣生活下去了!」正是在教堂的穹頂之下,人們手牽手、心連心,一同為愛和公義來禱告。正是在這座教堂內外所發出的禱告的聲音,如一石激起千層浪,改變了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探究柏林圍牆何以倒塌的祕密,應當去聖尼古拉教堂尋覓答案。

萊比錫是世界聞名的圖書之城,這裡的印刷業與圖書業具有悠久的歷史…… 萊比錫也是學術、文化和音樂之都,建立於1409年的萊比錫大學是德國僅次於海德堡大學、科隆大學的第三古老的大學,歌德、尼采等人曾在此求學,巴哈、孟德爾頌、華格納等大音樂家亦曾在此首演作品…… 當地人自豪地說,萊比錫市民的文化修養在德國名列前茅。也難怪,東德民眾追求自由的呼聲是從這裡開始。

當我們在初秋瑟瑟的寒風中來到聖尼古拉教堂時,發現教堂一側正在維修…… 聖尼古拉教堂的牧師史蒂夫和青年事工組負責人米勒,約我們在教堂前的「大柱子」下會面。在教堂門口的小廣場上,我們果然看到一根高聳入雲、椰樹狀、雪白的石頭柱子。在德國其他地方的教堂周圍,我從未見過這種充滿浪漫造型的柱子,德國教堂的柱子多是簡潔而肅穆的傳統風格,顏色亦為黑色或褐色,極少有白色。這根巨柱與周圍嚴謹而整齊的建築並不協調,像是一名天外來客一般。我們有些懷疑,他們說的是這根奇怪的柱子嗎?計程車 司機說,廣場周圍只有這根柱子,萊比錫市民的約會,常常安排在這裡。

兩分鐘之後,兩位先生迎面向我們走來。史蒂夫瘦高個子,西裝革履,風度翩翩;米勒身穿紅色的套頭運動服,腦後還紮著一個金黃的小辮子,不像是教會的工作人員,倒有些「搖滾中年」的味道。在會面過程中,米勒滔滔不絕,史蒂夫在一旁微笑點頭並偶爾插話。

由 Appaloosa – 自己的作品, CC BY-SA 3.0,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7345673

米勒告訴我們,他們兩人從青年時代起便結為莫逆之交,此後一起參與爭取宗教信仰自由的活動,長達二十多年。他們最美好的青年時代都是在這所教堂中度過,聖尼古拉教堂就像是他們的家。

就在這個頗具現代藝術感的石頭柱子之下,我們開始了交談。米勒說,這根柱子是1990年教堂整修的時候豎立起來的,是教堂內部具有三百年歷史的柱子的複製品。當時,之所以要將教堂內部的柱子豎立在外邊的廣場上,自有神學寓意和歷史情懷:基督徒必須遵照耶穌基督的教導,成為世上的光和鹽。教會不單是關起門來敬拜上帝的地方,信徒應當走出教堂,走進民眾中,讓信仰成為民眾生活的中心。教會有先知的職分,要帶領民眾走義路。

在東德一黨專制時代,聖尼古拉教堂的牧師和信徒們便如此而行,不畏祕密警察的恐嚇與騷擾,在這裡舉行一週一次的和平禱告會。這一活動從三十多人開始,逐漸擴大到幾百人、幾千人,「因真理得自由」的號角由此奏響。

米勒讓我們注意觀看柱子旁邊地上鑲嵌的一塊小小的銅牌,如果不是他的提醒,真還沒有看到這塊銅牌。上面是一串凌亂的腳印以及標示的時間「1989年」。1989年秋,正當何內克政權躊躇滿志地組織東德建國四十週年盛大閱兵儀式,萊比錫市民們發出第一聲吶喊,遊行隊伍從教堂門口出發,九月四日的遊行隊伍多達1500人,9月25日擴大到八千人,齊聲要求遷徙自由和言論自由。這串腳印便是當時遊行市民腳印的定格。作為東德僅次於柏林的第二大城市,萊比錫的民主運動在東德全境引發連鎖反應。

米勒從書包裡掏出一大疊照片給我們看。這些照片是民眾上街遊行的場景,遊行隊伍擠滿內環路,萊比錫市民幾乎傾城出動。有示威者打出用中文寫的「民主」的標語,米勒說,當時他們都知道天安門屠殺的消息,何內克是最先發表聲明表示支持北京天安門屠殺的外國領導人,他發表評論說:「鎮壓反革命是正確的選擇。」這句話釋放了一個清晰的信號:在鎮壓民眾方面,何內克不會比鄧小平心慈手軟。何內克倒行逆施的言行激起萊比錫民眾的更大憤怒。他們在悼念被殺害的中國民眾時,更堅定了反抗暴政的決心。

1989年10月,東德舉行建政四十週年慶典,剛剛參與天安門屠殺的中國副總理姚依林應邀出席。何內克在與姚依林會見時,再次讚揚中共的「當機立斷」。這意味著他在東德也想幹同樣的事情。

東德情報機構負責人沃爾夫後來回憶說,他接到何內克的書面命令:「以中國模式解決問題。」沃爾夫說:「後果可能比北京更嚴重。」

10月8日,國家安全部頭子米爾克發出「紅色警戒」的命令,實際上是給軍警簽發了街頭的「殺人執照」。這道命令的內容令人毛骨悚然:「根據情況需要,終身武裝部隊成員時刻隨身攜帶武器,充足的後備部隊準備就緒,能夠迅速出動,進行干預甚至採取攻擊性措施,以鎮壓和 破壞非法示威活動。」就連醫院都準備好隨時接受傷員。萊比錫變成北京,不是沒有可能。

萊比錫被坦克重重包圍起來。在此一情形之下,參加遊行需要將生死置之度外的勇氣。就在萊比錫人民走上街頭時,全副武裝的警察整裝待發,他們接到命令,不惜一切代價制止市民的遊行示威活動。米勒手上有警察集結的照片,警察全副武裝,殺氣騰騰。何內克在政治局會議上立場強硬,他無力阻止因為匈牙利開放邊界而導致的大量人口外移,卻要讓留下來的人明白這個國家究竟誰是「老大哥」—他並不知道,這個﹁老大哥﹂的位置,他坐不了幾天了。

米勒說,他手上的照片是在安全局的檔案中發現的。當局派遣不少便衣混進遊行隊伍中,將參與者拍照「留念」,以便「秋後算帳」。然而,趾高氣揚的特務們沒有想到,之後被﹁算帳﹂的是他們自己。

如今,這些浩如煙海的檔案材料保存在柏林的高克檔案館—該檔案館收藏了東德祕密警察機構史塔西的大量檔案,以首任館長、人權活動人士高克牧師的名字命名,高克牧師後來出任聯邦德國總統。高克牧師說,這裡是「共黨們革命業績的存放站和隨用隨取的藥
房」—受害者可來此查詢其檔案,以了解歷史的真相、醫治過去的創傷,當然也有可能因為發現真相而再次受傷,如雷納.埃佩爾曼所說:「你看過檔案後變得明智了,但也變得更為不幸。」但這是必須面對的生命的一部分。

這些解密的檔案成為轉型正義的重要證據,也啟動了一系列的訴訟和審判。高克牧師說:「分別審理這些案件可能會拖上很長時間,就像原來聯邦共和國對納粹罪行的審理那樣,長到有些罪行過了追訴期。但我們決不贊成對黨棍們實行籠統大赦—就算僅僅為了他們的受害者的緣故。如果這麼做,會毀掉人們的法治信念。」

米勒說,1989年10月9日,五萬名萊比錫市民走上街頭高呼「我們代表人民!」他也是其中之一。人們憤怒地說出心聲—他們拒絕被獨裁政權所「代表」。可憐的是,今天的中國人依然被共產黨以一種強姦的方式「代表」。

那一天,上街遊行的人數達到第一個高峰。此次遊行成為東德歷史上的轉捩點。幸運的是,萊比錫沒有演變為另一個天安門,東德當局在最後一刻撤走了軍隊,也許是戈巴契夫公開宣布,蘇軍不會幫助東德當局鎮壓民眾,讓何內克在失去靠山的情況下不敢悍然動用武力;也許是軍隊內部出現反對動武的聲音,在政治局內部也出現不同意見;也許是天安門的血跡斑斑太殘酷,喚起軍警們的良知,他們不願重演天安門的慘案。

於是,一次次的遊行,人數節節高升—「10月16日,萊比錫的抗議群眾人數增長至十萬人,一個星期後更成長到三十萬。其他城市也有成千上萬的民眾走上街頭。」過去那些在高壓下沉默的大多數,終於站出來發出了一聲聲的怒吼。民主運動的成功,需要天時、地利、人和,國內環境和國際環境所形成的合力,人數多並不意味著必然成功—香港這座僅有七百萬人口的國際大都市,多次發生兩百萬人參與的反共大遊行,卻未能改變北京將香港變成「警察城市」之厄運。三十年後的香港,成為文明與野蠻、民主與專制對峙的「新柏林」,香港人還有機會「在風雨中擁抱自由」嗎?

誰也沒有料到,由聖尼古拉教堂開始的和平祈禱會,發展演變成和平遊行,居然摧垮了似乎牢固如山的何內克政權。誰能輕視地下這串凌亂的腳印呢?誰能忽視禱告的力量呢?接著,米勒和史蒂夫帶我們進教堂內部參觀。聖尼古拉教堂外部用褐色砂岩裝飾,看上去與德國的許多老教堂並無二致,但其內部裝飾金碧輝煌,明亮華麗,且具有濃郁的異域風情,不像是一座教堂,倒像是一所帝王奢侈的宮殿。此裝飾風格不同於同時代的其他教堂。

聖尼古拉教堂注定了會在德國現代歷史中扮演關鍵角色:它建於西元1165年,是萊比錫最古老的一座教堂。它位於東西和南北兩個重要貿易路線的交會處,是為了紀念中世紀批發商和貿易商的保護神尼古拉而建。從西面看,這座教堂最初是按照羅馬式的風格修建的。在16世紀初,它又增建了哥德式的大廳。在1932年建成的三個尖塔,一直被認為是巴洛克風格的建築。不同時期建築風格的組合,見證了萊比錫的歷史進程。

聖尼古拉教堂內保存有若干巴哈的物品。1723年至1750年,巴哈作為唱詩班的風琴彈奏者和指揮,活躍在這個教堂,他的許多作品第一時間在此演奏,如兩部受難曲之一的《約翰受難曲》,便是1724年在聖尼古拉教堂首演。《約翰受難曲》是受難曲這種音樂形式的巔峰之作,不僅因為音樂本身具有無與倫比的崇高境界,也因為巴哈以一種高超的方式融會了不同的對立形式。對於巴哈和萊比錫市民而言,它堪稱那一年最好的音樂作品。今天的聖尼古拉教堂中保存著一件萊比錫人引以為傲的樂器—鑲嵌在後牆上的一架四人聯合演奏的巨型管風琴。史蒂夫說,當年他們走上街頭,經常哼唱著巴哈的音樂,那些旋律中蘊含著人類追求與捍衛自由的激情。

在聖殿裡,豎立著一個晚期羅馬式木質十字架,是萊比錫最古老的藝術品。米勒讓我們走近端詳之,並將上面一處處黑色的斑點指給我們看。他告訴我們,這是和平祈禱會期間,大學生們圍坐在十字架前,將點燃的蠟燭放在十字架上,蠟燭燃完之後蠟油的痕跡。因而,此十字架亦銘刻了那段抗爭的歷史。

教堂內部的裝飾,具有法國古典風格,若干托起教堂穹頂的椰樹狀白色柱子,果然與外邊的那根一模一樣。祭壇上的和平天使圖案,很少在歐洲的教堂中出現。史蒂夫說,和平天使不是《聖經》中的典故,卻帶給教友們若干深切的啟示—如何運用和平的手段爭取自由,如何在反對運動中貫徹非暴力的理念?

你願意因信仰而被貶為「賤民」嗎?

史蒂夫認為,教會在真理的問題上不能妥協,教會的妥協不能換取到「生存空間」。在納粹時代,納粹高官鮑曼公開宣稱:「國家社會主義和基督教信仰是不能調和的。」在東德時代,何內克在黨的會議上聲稱:「馬克思主義認為,宗教是精神鴉片,所以我們要有計劃的消滅教會。」他們對教會的態度相當清楚。

東德時代,教會大致保持形式上的獨立性,國家有限度地承認教會的自治,被封鎖的反對派公眾可轉入教會那部分受到保護的「半公眾」圈內。觀察家發現,國家的干預觸及國家與教會關係這一敏感領域,基礎團體、新受眾和定居下的社區成員的聚合促使教會周圍社會結構的混合,使「反對派公眾」達到新水平,也讓國家的監控和約束能力受到限制,國家教會愈來愈成為政權在行使這類能力時的替代物。

一般而言,警察不敢輕易衝進教會去抓人—與在無神論教育下長大、「和尚打傘。無法(髮)無天」的中國警察相比,東德的警察殘存了一點對「上帝國」的敬畏之心。

東德當局深知,要除去基督教在德國人精神世界中的烙印,不是一夜之間就能達成的。他們制定了一套長遠的計畫,透過種種方式打擊和貶抑教會,對神職人員及其家庭甚至所有教徒實施歧視性政策,使許多人放棄信仰、脫離教會。

史蒂夫介紹了他本人的情況:他出生於一個普通的牧師家庭,家中有六個兄弟姊妹,因「出身」的原因,無論學業如何優異,兄弟姊妹全都不能上大學,亦不能加入共青團(他們也不願加入共青團)。初中畢業後,他只好去學習泥水匠,白天工作,晚上去教會辦的補習班繼續學習。當時,教會向當局爭取到辦中學補習班的權利,專門為像他這樣的「劣等階層」子弟提供晚間教學,這樣他才完成中學課程。那個時代,像梅克爾那樣,出身於牧師家庭,卻完成大學教育,甚至讀完博士課程的人,在東德寥若晨星—共產黨的優待,當然是有條件的,條件是什麼,人們心知肚明。兩德統一之後,史蒂夫辭職到神學院學習,畢業之後回到聖尼古拉教堂工作,不久前升任該教堂的主任牧師。

米勒接著這個話題自我介紹說,他來自萊比錫附近農村的一個牧師家庭,東德政權在農村的控制更強,農村連教會辦的文化補習班都沒有。他的哥哥成績最好,卻連木工都不讓做,被分配到一家化工廠當學徒工,去搬運危險的硫酸等物品。這類誰也不願幹的活,強行派給賤民及其子女。米勒的哥哥後來參加民主運動,在一次遊行示威中,胳膊被警棍打斷並被捕入獄。米勒本人從農村來到萊比錫,在一家銅鎖店當學徒。剛開始他感到未來的生活沒有指望,心中充滿憤怒和怨毒。後來,他業餘到聖尼古拉教堂參與青年小組,自學神學並參加民主活動,在教會中找到了安慰和愛。迄今為止,他在聖尼古拉教堂擔任青年事工負責人,已長達二十多年。

多年來,米勒一直是東德祕密警察重點監視的人物。他從書包中掏出一張卡片,居然是祕密警察搜集的關於他的檔案資料的目錄,其中還有他的朋友對他的揭發及簽名。米勒說:「那是一個人人自危的社會,但那樣的社會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有一次,他穿著一件自己製作的、寫著「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字樣的衣服乘坐電車,一名便衣警察發現之後,將他趕下車。他還與教會中的青年教友們發起反對服兵役的運動,1989年9月,他接到官方最後一次要求他服兵役的通知書,如果再次拒絕,就會被捕坐牢。就在此時此刻,柏林圍牆倒塌了,東德政權很快垮台。「這真是上帝巧妙的安排。」米勒說。

我注意到,史蒂夫和米勒的雙手上都佈滿繭,這是長期從事艱辛的體力勞動的結果。他們是真正的「藍領」,被排斥在大好前程和優越的工作機會之外,既然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失去的了,便不再患得患失,完全按照信仰來生活。這正是他們與那些怯懦的、捧著別人飯碗的中國文人之間最大的不同。中國的文人捧著官府的飯碗,「四體不勤、五穀不分」,沒有經濟的獨立,哪裡來精神的自由?史蒂夫和米勒,真個是「赤條條來去無牽掛」,每週日都去教堂參加禮拜,不必擔心教徒身分影響升遷和入黨。他們每週都參加禱告會,並就若干社會問題坦率地發表意見,不管是否有特務將他們的言論搜集並彙報上去。有了這樣的心態, 當局就拿他們沒辦法了。

在教會內部,米勒和史蒂夫是積極的抵抗者;大部分人則屬於消極的抵抗者,梅克爾的父親卡斯納便是其中之一。卡斯納「從精神上來說不贊成東德的那一套」,但他又是「小屋裡的閉門思索者,他找到了自己的小屋,知道避免與國家衝突的界限在哪裡」。他與民主德國(東德)的宗教管理部門保持一定程度的合作,並在教會中獲得較高職務的任命。一方面,安全部的檔案中有此紀錄:「卡斯納,一九五四年來自西德漢堡,是我們工農國家的敵人。」另一方面,也有資料顯示,卡斯納曾經短暫地與安全部合作。

當時,一位東德牧師所面臨的根本性決定,主要涉及四個原則問題,必須考慮的因素是,牧師不僅對宗教和教會負有責任,而且對家庭負有責任,有時妥協就是因此而做出的。

第一,是否參加東德當局的投票?某些牧師拒絕投票,他們不願使一個不信基督的國家政權合法化。更多的牧師去參加,但去投票室投票—大部分公民當眾將選票放進票箱,以此向當局表示忠誠;而牧師到投票室去投票,以鼓勵大家投「良心票」。

第二,東德當局組建了一個名為「全國陣線」的、將所有政黨和社會團體都包括在內的組織,基督教會是唯一沒有加入而被允許存在的組織。全國陣線內有一個教會工作小組,有一些牧師接受其邀請參與活動,另一些牧師則完全不與之來往。梅克爾的父親卡斯納曾應全國陣線邀請,作為代表團之一員,出訪義大利,並在報告中讚揚義大利共產黨。

第三,1954年,東德根據自由宗教運動和十九世紀工人政黨的反教會傳統設立了青年成人禮儀式。每年官方都會組織盛大的「成年禮」活動,吸引青少年參與,以此取代教會的﹁堅信禮﹂。只有經過官方的成年禮,年輕一代才算步入勞動人民的大家庭,這個大家庭在工人階級及其革命政黨的領導下,統一思想,統一行動,在民主德國建設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牧師或信徒是否讓孩子參與「成年禮」?或者同時參與「成年禮」和「堅信禮」?梅克爾沒有參加1969年她的同學們都參與的成年禮,而在次年接受了堅信禮。

第四,牧師的子女是否加入共青團?不加入共青團,等於喪失上大學的權利;加入共青團,需要履行一系列宣誓儀式,這些儀式與基督教信仰是矛盾和衝突的。梅克爾參加了共青團,還擔任過團小組幹部。

由此可見,梅克爾的父親卡斯納是主張教會與社會主義共存的牧師,試圖在不與國家發生衝突的情況下盡可能保證教會的自主自治。他的這互相矛盾的選擇,說明東德神職人員的艱難處境。儘管如此,作為牧師的女兒,梅克爾不得不「受苦」,「主要依靠學習成績出色,梅克爾多次逃過了教師的打擊壓制。一個同學給她出主意,被問到父親的職業時,含糊不清地回答,使得『牧師』聽起來像『司機』」—在德語發音中,「牧師」(Pfarrer)和「司機」(Fahrer)這兩個詞只在第一個字母上有區別,聲音很相似。

我告訴史蒂夫和米勒說,我們在北京的方舟教會,也正在經歷類似的處境。祕密警察派遣線人進入教會,搜集「情報」。警方不時「約談」教會成員,並散佈各種骯髒的謠言,試圖挑撥教會會友之間的關係。然而,讓特務們不能理解的是:教會是上帝所設立的屬靈的群體,而不是人們自行建立的、基於利益需求的團體,教會是世俗政權所無法毀滅的。祕密警察「暗地裡」的作為不能奏效。他們在東德不能如願,在中國也不能如願—耶和華的杖和杆,保護著一群群他所愛的羔羊。

特務和線人也有認罪悔改的那一刻嗎?

聖尼古拉教堂是萊比錫最重要的教堂之一,也是教友人數最多的教堂之一。無論納粹時代還是東德時代,許多教堂被關閉,但當局始終不敢將聖尼古拉教堂關閉。

何內克及統一社會黨從來就不喜歡教會,並將教會視為對其統治的潛在威脅。美國學者林茨和斯泰潘在研究蘇聯東歐的社會變遷時指出:「在所有社會之中,宗教都是當權者們最難控制的社會現實。共產主義信仰無神論,要求盡可能限制宗教在公民社會之中的作用。國際範圍內組織起來的羅馬天主教會(特別是在波蘭和立陶宛)以及新教不同政見者(特別是1980年後期的東德)的存在促成了一個不同的公民社會。」民主社會遵循政教分立原則,政府不會干涉公民的信仰自由和教會的內部事務、教會不追求世俗權力,除了傳播信仰之外—當然也可以積極參與慈善、教育、文化等社會事務,成為公民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與之相反,一切專制政權,無論法西斯還是共產黨,都企圖締造「全能社會」,將教會視為眼中釘、肉中刺,並採取各種方式打壓和限制,解除教會的社會功能,將教會驅逐出社會生活領域、牢牢限制在教堂之內,「在民主的社會之中,宗教、教堂以及與之相聯繫的志願團體,在團結人民、澄清道德立場(這些道德立場往往具有政治涵義)及組織多樣化的利益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廣泛的世俗化可能削弱社會的活力。共產主義致力於使社會世俗化,控制並滲透進宗教組織,阻止其進入菁英行列,使其無法開展忠於教會的教育。」

1980年,愈來愈多東德居民為了追求真理而來到教會。東德政府未能成功消滅教會,自己反倒失去意識形態的吸引力。隨著腐敗加劇、經濟停滯,這艘船上出現一個接一個的漏洞,補好這個,那個又漏水。整個社會主義陣營這艘巨大船隊,亦駛入一條死胡同。美國總統雷根對整個蘇聯東歐集團的觀察相當準確:「那時的蘇聯東歐的領導人已經精疲力竭,而且喪失了自己的信仰,只是頑固地想扭轉這個大口喘著粗氣、鮮血四濺的政治機器的運轉方向。」

經歷了長久的沉默之後,究竟是在沉默中滅亡,還是在沉默中呼喊?在除了信仰之外「一無所有」的圈子之內,舉行和平禱告會的思路醞釀成形。這群基督徒痛切地感受到社會的衝突、不公和虛偽,決定為和平、公義和愛而祈禱。他們的祈禱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而是針對具體的、現實的社會事件和生活處境。這群年輕人設計了和平祈禱會的徽章,徽章巧妙採用了一位蘇聯雕塑家為萊比錫國際博覽會設計的雕塑的圖案,以一個拿起錘子敲打一柄刀劍的工人為主體。這是一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色彩很明顯的圖案,他們卻巧妙地利用了該圖案的象徵意義:化鐵為犁。這是《聖經》中的教導。同時,他們藉此來保護自己。米勒說:「有一次,當我們舉著這個徽章走在街頭的時候,一名馬列主義老太太走過來咒罵說,你們是一群社會垃圾,竟敢詆毀社會主義制度,我要去報警,將你們都送進監牢。我反駁說,你看,這個圖案是蘇聯老大哥的藝術家設計的,你居然敢對蘇聯老大哥有所不敬,我才要去檢舉你呢。結果,她嚇得落荒而逃。」

我們一邊參觀一邊討論。史蒂夫說,後來他們查看了市民可自由查閱的祕密警察的資料後才知道,在高峰時期,當局派遣了多達28名祕密警察參加祈禱會並撰寫情況彙報。「我們要寫回憶錄的話,那些材料是最佳的參考。」當時,他們知道內中必有密探,但他們毫無祕密可言,在教堂中所說的每一句話,都可當著普天之下所有人說。在此高壓之下,他們總結了不少經驗,讓教友們如何在彎曲悖謬的時代保持安靜而平和的心境。面對三十多位血氣方剛的年輕人,牧師在佈道中說,雖然現實如此不堪,但我們可以透過信仰,讓自己生活在一片淨土之中。耶穌教導說,要愛人如己;即使對待逼迫我們的人,也要如此而行。我們不是要打敗他們,並像他們對待我們一樣對待他們,而是要讓他們看到真理,看到世間還有另一種美好的生活方式。牧師的講道感動了一位線人,這位線人主動站出來說:「我是一個可恥的監視者,我今後再也不做這樣的事情了!」

這名線人在全體弟兄姊妹面前懺悔此前的所作所為,終於獲得了上帝的救贖,也獲得了大家的諒解,其生命得以更新和改變。並不是每一個祕密警察和軍人,都是專制政權的鐵桿支持者,就連東德最後一任國防部長霍夫曼也在回憶錄中說,1989年東德舉辦規模空前的閱兵儀式,「當人民軍和邊防軍的儀隊列隊走過閱兵台時,觀摩者肯定會油然而生出一系列問題:在這些鋼盔底下,軍官、軍校生、準尉、士官和士兵們的腦子裡究竟在想些什麼?他們真的是那種『紅色普魯士人』?他們真的會擁有意志和能力,『無條件地』執行『工農政權』發佈的每一道命令?」連國防部長對士兵的忠誠都喪失了信心,其統治如何維持下去呢?

1976年,西德的出版社編輯卡爾.科里諾參加萊比錫書展,結識了參加書展的一家東德新教出版社的編輯、牧師翁內貝爾格(他後來在1989年萊比錫政治轉折時起到了重要作用),後者帶科里諾去參加了一個私人展會之夜。科里諾在展會上遇到一位演員,這位演員向他推薦若干東德青年作家及作品。後來,他編輯出版了多本東德作家的著作,雖然這些作家因為在西德出版「敏感作品」而受到國安部的騷擾,但他們得到的稿費使他們的生活大大改善。多年後,科里諾才知道,幫他牽線的那位演員是國安部的線人,但他從目前公開的上萬頁國安部專職線人的資料中卻未查到此人的詳細資料。所以,在這位演員去世後,科里諾仍然對此迷惑不解:「是國安部為了把這位間諜偷偷派遣到我身邊,讓他支持異議文學作品,還是這位間諜真心喜愛文學,為了讓一位才華橫溢的作家稍微減輕生活負擔,而做出超越他能力範圍的事?」

大家逐漸認識到,當人們選擇像哈維爾那樣「活在真實當中」,祕密警察就沒有那麼可怕了:他們也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由「特殊材料」製造成的人,不是青面獠牙的魔鬼。大家不再對其感到過度恐懼。一旦身分公開化,祕密警察便失去了力量,因為「祕密」正是他們讓眾人感到恐懼的武器。所以,公開化和透明化是「無權者」的力量源泉所在。米勒說: 「如何戰勝恐懼是我們的一道功課,我們在《聖經》中尋找答案,在禱告中尋找答案。」

上帝垂聽了這群人的禱告。上帝是聽禱告的上帝。隨著參加禱告會的人數愈來愈多,後來禱告會分成不同小組,分別就信仰自由、言論自由、拒絕服兵役等問題展開討論。他們認為,信仰自由與基本人權密切相關,而和平祈禱可以贏得自由與人權。他們被官方媒體描述成「受西德煽動的反對社會主義的壞分子」,但他們用《赫爾辛基條約》中保障人權的條款與政府展開有理有節的對話,得到愈來愈多市民和信徒的支持。當局的壓迫持續加大,教堂的牧師被警方傳訊,警察頭子威脅說:「不要以為牧師的身分可以永遠保護你。」牧師回答說:「不是牧師的身分保護我,乃是上帝親自保守我。」對方無言以對。

東德當局還向萊比錫教區的主教施加壓力。主教親自寫信給聖尼古拉教堂的神職人員,指示他們立即停止和平祈禱會。但是,牧師和教會同工都認為,必須堅持教會體系內部的民主程序,教會不是一個平行於世俗政權的金字塔式的權力機構,主教的指示不是一道只能被動接受的聖旨。他們專門為此禱告,傾聽來自上帝的聲音。然後,他們舉行一次民主投票,會友全票通過支持辦祈禱會的決議。一九八九年秋天,主教親自來此視察,本來想要勸說教友們「順服掌權者」,結果反倒被教友們的禱告和行動所感動,轉而蒞臨包括聖尼古拉教堂在內的萊比錫四個教堂,並為教友們以及在一旁監視的警察們懇切禱告。

這時,米勒走到教堂中央一盞巨大的燈檯前,告訴我說,一般新教教堂不會設置燈檯,而聖尼古拉教堂是由天主教教堂轉化為新教教堂的,其陳設仍具有某些天主教特徵。這盞大燈檯的設計頗具象徵意義:「這是教堂中有數百年歷史的寶物,它的樣式十分特別,就像一盞盛開的花朵,花瓣都向內收攏。這一造型的寓意是,我們的信仰不是製造衝突和麻煩的信仰,而是締造和平與公義的信仰。青銅可以用來製造仇恨的箭頭,也可以用來製造此和平之燈檯。我們的信仰啟示我們,無論在何種情況之下,仍要堅持非暴力的方法來尋求自由。暴力一旦啟動,則非任何人所能控制,受害者向施暴者轉變,世間遂無正義可言。」燈檯上數十支蠟燭在燃燒,燭光閃閃,似乎將我們帶回當年那個風聲鶴唳、一宿三驚的夜晚。

他們迷信暴力,我們相信禱告

在歷史轉折關頭,何內克揚言說,黨、軍隊、警察和武裝工人戰鬥隊,已做好應付一切事變的準備。他確實有十足的資本:1989年,統一社會黨擁有230多萬正式和預備黨員,幾乎相當於東德成年人的四分之一,此比例在蘇聯東歐的共產黨國家中是最高的。東德安全部擁有近十萬名編制內工作人員以及將近60萬的非編制內人員,其比例也無與倫比。東德的經濟水準在蘇聯東歐國家中最高,讓作為老大哥的蘇聯也羡慕不已—後來的俄羅斯總統普丁,當時是一位蘇聯駐東德使館的國安會(KGB)情報官員,他們一家對東德的物質生活條件感到相當滿意。但這位聰明的特務已發現東德社會在繁榮表象之下的嚴峻危機,他在回憶錄中指出:「東德的滅亡是不可避免的。我到東德後開始同德國人交談,同時開始思考周圍發生的一切,我內心甚至開始有些厭惡,感覺這種生活不大符合常態。現在,在歐洲是不可能再出現一個以1953年的蘇聯為樣板的、如此沒有生氣的國家了。」

1980年中後期,蘇聯已開始第二輪「解凍」,東德領導人卻堅持史達林的教條,與時代發展的總體趨勢漸行漸遠,戈巴契夫將與何內克的接觸形容為「撞在一堵沒有門窗的牆上」。以何內克為首的東德領導層,認為既然「國家對所有人民進行著監視」,他們的統治就穩如泰山。他對戈巴契夫的忠告「對變局反應太遲的人必將是失敗者」嗤之以鼻,認為可以倚靠手中的資源壓制並消滅所有反對派,放眼國內沒有任何一支力量可與之抗衡。

然而,何內克沒有想到的是,他面對的不是硬碰硬的、群眾的暴力反抗以及黨內的政治陰謀,而是基督徒的燭光和禱告。這是一群手無寸鐵的信仰者,他們在燭光前齊聲禱告,心中既沒有仇恨,也沒有奪權的慾望。對於企圖奪權者,可以用武力和陰謀來打擊或瓦解之,但對於超越權力訴求的愛自由的群體,何內克束手無策。正是燭光和禱告,以及國內國際形勢的演變,使萊比錫和柏林圍牆沒有重演天安門的血腥場景。

何內克最終被送上審判席。那麼,如今還在掌權的中國的「何內克」該作何打算?你可以泯滅良知,可以出賣靈魂,可以狐假虎威,可以為虎作倀,但天上有上帝的眼睛看著你,地上有千萬雙民眾的眼睛看著你,你無從隱藏卑劣的行徑和赤裸裸的謊言。人權活動人士高克牧師指出,對前東德黨棍們審判包括道德的、司法的和歷史的三個層面。每個人都必將為其言行和選擇付出代價,沒有人可以從容地逃遁。掩耳盜鈴者所欺騙的只是自我的感覺,強詞奪理者所說服的只是本人的內心。從希特勒到何內克,從史達林到毛澤東,從波布到海珊,迷戀暴力的大人物,並沒有成功地用暴力建立起千年帝國;相反,他們被上帝之手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將納粹的歷史與共產國家的歷史聯繫起來考察是必要的,這種歷史視野可囊括當今世界以恐怖主義或國家恐怖主義橫行於世的人物,如蓋達組織頭目賓.拉登、塔利班領袖奧馬爾、蘇丹總統巴希爾……迷信暴力的人從未在人類歷史與現實中消失,在未來還會層出不
窮地出現。希特勒和何內克不是人類精神的「畸變」,毛澤東和波布也並不是非人的「魔鬼」。那種將納粹罪行作「特殊化」的做法尤其危險,史達林和毛澤東理應被納入希特勒「同道中人」的序列。美國歷史學者李波厄特說:「那些否認希特勒種族滅絕的人被公正地封殺了,而不知何故,蘇聯的情況正好相反,那些否認史達林大清洗,再次掩蓋例如卡廷大屠殺等情況的學者卻被出版界認為是值得尊敬的人。」原因很簡單:左派掌握了話語權。在中國,嗜血如命的毛澤東的頭像在天安門城樓上注視著來來往往的人流,人們能掩耳盜鈴地說已獲得平安了嗎?沒有平安,無論以暴力來消滅不同意見和統治者,還是以暴力來反抗暴力的「楊佳」式的被凌辱與被傷害者,心中都沒有平安。

人類如何才能擺脫暴力、享受自由?人類如何才能找到真正的平安?聖尼古拉教堂的牧師和信徒們告訴我們:永恆的力量,真正的平安,蘊藏在禱告和燭光之中。對於懷疑論者來說,這似乎是夢囈。德國統一之後,南非黑人大主教、「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主席屠圖,曾到聖尼古拉教堂舉辦佈道大會—他站在這個講台上再適當不過了。屠圖高度讚揚當年發動和平祈禱會的牧師和信徒們,認為他們使得教會成為「有機體」,由於他們不屈不撓的努力,「上帝啟動了向心的進程,開始了向著中心、向著同一、和諧、善良、和平和正義、能夠掃除一切障礙的運動過程。」祈禱和燭光的力量,是暴力和武器所不能戰勝的。

《聖經》中這樣描繪耶穌基督:「他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他解除了自己的武裝,「獻身甘作萬矢的」,卻比千軍萬馬更有力量。聖尼古拉教堂中的基督徒們,便是效仿耶穌的榜樣。當基督徒開始祈禱時、當基督徒點燃燭光時,就是向上帝發出呼求、就是邀請上帝來幫助。這是上帝給地上的教會的使命—「教會應當為愛而生活。如果它不能做到這一點,那就可悲了。如果它由於保持沉默,由於各種可疑的藉口而參與世界的仇恨,那就可悲了。如果它接受產生仇恨的言詞和口號,那就可悲了。」既然是來自上帝的力量,誰能抵擋呢?此種經驗,從東德到波蘭,從南韓到南非,正是透過祈禱和燭光,人們暴政翻轉,讓自由來臨。

很快,兩個小時的會晤結束了。在大教堂的一間小禱告廳內,我請求史蒂夫為我們禱告,為中國教會和中國人民禱告。我們站立在一起,手拉著手一起禱告。當我們一起牽手禱告,也分享了他們的信心、勇氣和智慧。他們的笑容單純而燦爛,他們看到了禱告產生的美好結果。我們也必將如此。從萊比錫聖尼古拉教堂裡的和平祈禱會到柏林圍牆的倒塌,看起來遙不可及,實際發生時卻只是一步之遙。

東德的歷史轉折,並不是由戈巴契夫、葉爾辛那樣的體制內改革派啟動,也不是由像哈維爾、華勒沙那樣的體制外的反對人士促成,而是由祈禱和燭光完成,由像史蒂夫和米勒這樣的普通基督徒完成。東德民主轉型期間,體制內缺乏掌權的改革派,體制外亦缺乏有影響力的反抗運動領袖,東德的基督徒和教會恰好填補了這一空缺。

多年之後,東德末代國防部長、海軍上將霍夫曼在其回憶錄中思索東德政權瞬間瓦解的原因時指出:「首要原因肯定是缺乏民主與自由,從而使每個個體日甚一日地感覺到這種缺憾,使整個社會逐漸趨於癱瘓。當黨和國家領導人距離人民愈來愈遠時,當他們對現實和公民需求的關注愈來愈淡漠,甚至於極其荒唐地背離社會科學基本原理一意孤行時,當他們的統治愈來愈明顯地具有專橫、武斷、強制的色彩時,只需在火藥桶內投入區區一個火星,便可以引發廣大東德公民的公憤。」這位忠心耿耿的職業軍人,只看到了東德黨政一體的政權內在的自我毀滅機制,卻未能深刻地領悟來自祈禱和燭光的力量,那力量不是任何強大的武裝力量能夠戰勝的。

那力量,蘊藏在無數像史蒂夫和米勒那樣的普通人當中。那力量,凝聚在教堂的屋簷之下。那力量,柔弱勝剛強。

2008年10月16日至18日初稿
2009年6月完稿
2021年3月24日修訂

本文收入《德意志的美與罪》,主流出版,202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