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不死,只是漸漸老去 —讀以賽亞‧伯林《蘇聯心靈》

作者: 余杰

一位思想家,如果他的思想不符合人的解放事業,將使他宣稱的對于人類的愛空然無效。– 尼贊

二十世紀傑出的思想家以賽亞‧伯林,將拓展人類精神的「自由」放在其思考的核心位置。而作為「自由」這一母題之下的子題之一的俄國問題,伯林終其一生從未間斷過對它的思考、閱讀、聆聽、談論和寫作,他不僅把俄國當作童年時代生活過的地方,當作一個偉大文化的發祥地,也把它看作是「一元論恐怖實驗的試驗場」。

在二戰期間,伯林以英國外交官的身分出使莫斯科,在當時普遍對蘇聯抱有一廂情願的憧憬的西方知識分子當中,他是少有的親身體驗過史達林帝國殘酷的日常生活的人之一。伯林說,訪問俄羅斯的那段時間,是他「一生中最充實的幾個星期」。伯林傳記的作者邁克‧伊格納蒂夫也指出,伯林懷著對蘇聯暴政的憎惡離開了俄國,這種憎惡後來就凝聚在他為捍衛西方的自由主義及政治自由而寫作的所有著作中。

一九九七年,伯林以八十八歲高齡去世,此時蘇聯已經解體六年。又一個六年過去之後,伯林對當年蘇聯的觀察與思考的文章,結集成《蘇聯心靈》(The Soviet Mind: 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一書出版。雖然蘇聯已灰飛煙滅,伯林的文章卻歷久彌新—因為靠恐怖維持統治的政權,在這個星球上並未絕跡。
那麼,後來者如何從累累的白骨中汲取教訓呢?

「老大哥」迷信「穩定壓倒一切」的原則

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開始,蘇聯當局便不惜耗費重金邀請西方人士前往訪問。客人們享受極高規格的款待,但他們看到的一切都是蘇聯政府刻意打造出來的虛假景象。儘管如此,因為吃人嘴軟,客人們紛紛將蘇聯看作人類美好明天的樣板,或撰文歌功頌德,或將疑慮束之高閣。

跟那些匆匆來去、走馬觀花的訪客不同,伯林的外交官身分讓他得以從容而冷靜地觀察蘇聯社會的各個角落。在那個大家爭先恐後地比賽誰更左傾的時代,像伯林和歐威爾那樣識破史達林真面目並敢於言說出來的人屈指可數。伯林評論說,儘管史達林沒有受過高等教育,但他是個絕頂聰明的人,與許多沙皇一樣,他身上有一種農民式的狡詐和殘忍。史達林成功地調動了各種有利的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來完全控制公共輿論,對全體人民實施極其嚴格的管束。史達林對運用謊言和暴力的火候的把握,具有高超的技巧乃至天賦,用「傑出的管理才能」來形容亦不為過。

在歐威爾的小說《一九八四》中,「老大哥」的頭像不僅掛在家家戶戶的客廳中,而且嵌入每個人的大腦中;而在蘇聯的現實中,史達林取代了東正教傳統中上帝的位置,對大到國家政策、小到民眾生活的所有事務都擁有最高決定權。伯林指出,史達林將主要精力集中到彼此關聯的三個目標上:首先要維護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人,尤其是維護那些服從他權威的人。其次要盡一切可能在一個敵對的世界中保持和發展蘇聯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只要不會引起蘇聯體制本身的根本變革,任何手段都可以實行。第三就是要消滅一切可能危及到前兩個核心目標的因素。這三個目標一言以蔽之,就是「穩定壓倒一切」。

為了達成「穩定」,從史達林到勃列日涅夫的幾代蘇聯統治者,不惜付出讓社會停滯甚至僵化的代價。當時,伯林就洞察到表面強大的蘇聯,內部已是危機重重。一方面,伯林認為,蘇聯極權制度的生命力極為頑強,不能指望其短期內崩潰:「只要蘇聯的統治者繼續熟悉地掌控著統治機器並不斷地從他們的祕密警察那裡獲得足夠的情報,那麼令人沮喪的獨裁以及對其他人的肆意擺佈似乎未必一定會導致政權內部的瓦解︙︙,儘管這一龐大的統治機器可能困難重重,危機四伏,但我們絕不要低估它成功生存下去的能力。」另一方面,伯林也指出,裂縫已經出現,民心不可欺辱。在一次探望巴斯特納克之後回去的路上,在候車棚裡避雨時,有兩個學生藉天黑壯膽與這位從英國來的陌生人攀談。其中一個女學生是學歷史的,她說她無法理解,既然教科書把沙皇帝國稱作監獄,為什麼激進分子和革命黨人還有相當的自由來密謀策劃推翻它呢?看來,即便在史達林統治臻於巔峰的時代,也還是有很多民眾並不相信官方宣傳的那一套東西。

伯林對俄國的訪問也讓他背上了沉重的心理負擔—他見過的每一個人,都因為跟他見面而處境惡化了。最為悲慘的一個例子是:他的叔叔列奧是一位傑出的猶太醫生,在一九五四年鎮壓最暴烈的猶太人醫生案件中被捕,被污蔑為英國間諜網的成員。審訊人硬說列奧把蘇聯領導人健康狀況的情報透過伯林交給英國方面。列奧‧伯林受到嚴刑拷打,最後不得不屈打成招,承認自己是英國間諜。如果不是史達林突然死去,他肯定會被槍決。但史達林的死亡並未帶給列奧真正的自由:一年的牢獄之災,讓他身體虛弱,被釋放後,一次走在莫斯科大街上,正好碰到一個曾經拷打他的人在他面前橫穿馬路,由於恐懼和憤怒,他心臟病突發,孤獨地倒在積雪的大街上。這個結局,就如同巴斯特納克《齊瓦哥醫生》中的情節。

說謊是被統治者生存的前提

訴諸人類歷史,很容易會發現這一定律: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是互動和迴圈關係,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統治者,反之亦然。專制體制的維持,除了依靠軍隊、祕密警察、黨務系統等強力部門的「硬實力」之外,宣傳和教育等「軟刀子」也極為重要。蘇聯長期實行抹平人的個性、消滅人的靈魂的愚民教育,成效顯著。伯林指出:「共產主義教育工作者的任務,是對人進行調試,使得人們只會提出很容易獲得答案的問題,讓人們在成長過程中因最小的摩擦而順其自然地適應所處的社會。好奇心本身、個人獨立探索精神、創造和思考美好事物的願望、尋求真理本身的願望、追求某些目的的願望,都是有害的,因為它們會擴大人們之間的差異,而不利於一個整體性社會的和諧發展。」用法國思想家傅柯的說法,人民必須乖乖地接受「規訓」,若有反抗,「懲罰」便降臨。如此,整個社會便成了一所無形的大監獄。

最惡劣的專制是企圖控制人的靈魂。經過長期的洗腦,專制體制下的民眾逐漸將被奴役的處境當作歷史的必然。伯林並不信賴和崇拜「人民」,並不認為「人民」僅僅是無辜的犧牲品,每一個奴隸的悲慘命運中都包含著他自身的因素。大多數「人民」不願參與反抗專制的鬥爭,不願為之付出任何代價,除非可以搭上免費的順風車。既然說謊是生存的前提,人們在說謊時不再有良心的壓力,反倒競相比賽誰具備更高的說謊技巧。伯林寫道:「他們每個人既冷酷又渴望升遷,他們似乎存在一種共識:共產主義的語言和某種最低限度的共產主義學說,乃是唯一能夠把蘇聯的各個組成部分緊密結合起來的黏合劑︙︙他們竭力將頭腦裡的想法轉化成一種與共產主義術語還算相仿的語言。」於是,謊言像傳染病病毒一樣四處擴散,深入這個社會的肌理。

伯林還發現,在蘇聯,被統治者,即那些受權力支配的民眾,大都接受或忍受專制政權。甚至還有人滿足於「人質」或「奴隸」的身分,真心誠意地熱愛獨裁者以及獨裁者塑造的偶像崇拜,包括空洞虛幻的「國家」的觀念。伯林跟很多莫斯科的普通市民有一定的交流,發現他們為俄國的經濟和軍事成就而自豪,儘管這些成就並沒有讓他們個人的生活有所改善。這些市民沉浸在某種既真實又虛假的幸福之中,「他們作為受到某種嚴酷統治的共同體的成員,煥發著一群受到保護的、經過嚴格教育的、略帶浪漫和幻想又有些幼稚的、完全非政治性的純樸普通人的魅力。」對這些人來說,國家是一種宗教信仰般、至高無上的價值。這樣的民眾就是專制體制的基石。

如今,作為一個政治實體的蘇聯不復存在,但民眾心理結構的解放與更新還需要幾代人的努力。在今天的中國,此類百姓更是數不勝數:他們的房子被強迫拆遷,他們卻念念不忘遙遠的釣魚島;他們的社保和醫保基金被官員貪污揮霍,他們卻只關心奧運會金牌的數量。這樣的民眾,顯然不是「民主的後援力量」。

矢志不渝地獻身真理的詩人們

那麼,蘇聯政權是否會永遠存在下去?這個國家的希望在哪裡?伯林將目光投向「經歷了那段恐怖的歷史之後,在瓦礫和灰燼中倖存下來」的知識階層,尤其是那些不屈不撓的詩人。

在一八一五至一八三○年間,近代最早形成的知識階層,出現在苦難的俄羅斯。他們是這樣一群人—不滿蒙昧的教會,不滿對大多數生活在卑賤、貧困和無知中的老百姓無動於衷的殘忍暴虐的政府,不滿在他們看來簡直是踐踏人權、阻礙思想與道德進步的統治階級;堅信個人與政治的自由,堅信非理性的社會不平等註定會被消滅,堅信真理的存在。

伯林在書中寫到了這個階層中的許多傑出人物。比如,伯林最喜歡的詩人曼德爾斯塔姆。雖然沒有見到曼德爾斯塔姆本人,但伯林僅僅從詩人留下的兩張照片中,就看到了史達林的暴政對知識階層的無情摧殘到了何種程度。第一張照片是曼德爾斯塔姆十九歲時照的,那時是一張擁有遠大前程的知識分子的、略帶稚氣的、天真可愛的面孔,從時髦的鬢角中還透著些自命不凡的傲氣。另一張照片則是一副飽經滄桑、垂垂老矣的流浪漢形象,儘管當時曼德爾斯塔姆只有四十五歲,但已預見到無法逃避的悲慘結局。

伯林與女詩人阿赫瑪托娃有過多次長談,甚至與之有了一場短暫卻刻骨銘心的「精神戀愛」。與莫札特的《安魂曲》一樣,阿赫瑪托娃的《安魂曲》也是寫給所有遭遇不公正對待的生命的。伯林在阿赫瑪托娃身上發現了一種非同尋常的堅韌與自尊:「她已經面對過各種恐怖,也體會過最讓人悲痛欲絕的不幸。她要求她的朋友們允諾不准對她流露出一絲一毫的憐憫;仇恨、侮辱、輕蔑、誤解、迫害,她都能忍受,但無法忍受摻雜著憐憫的同情。」這種高貴的特質讓伯林肅然起敬。

伯林也特別欣賞「長著一張阿拉伯人式的馬臉」的巴斯特納克。伯林用充滿詩意的語言讚賞說:「一個忠誠老實、才華橫溢的人,生活在一場他從未反對過的革命之中︙︙,他的語言之所以更有感染力,是因為它包含著在西方早就消失了的某種傳統的崇高氣質,它讓人傷感地想起什麼才是真正的偉人。」伯林和巴斯特納克都對現代主義和革命持否定態度。在當時的蘇聯,巴斯特納克被當局視為「國家的敵人」,被迫深居簡出,作品也不能發表。後來,這位偉大的詩人甚至不得不婉拒諾貝爾文學獎。

由於統治者的專橫殘酷和民眾的冷漠怯懦,伯林對蘇聯的未來比較悲觀;但由於蘇聯擁有一個「具有崇高的道德、正直的思想、敏銳的想像力和極強的個人魅力」的知識階層,又讓他在悲觀之餘不至絕望。無論是沙皇的暴政還是史達林的政治清洗,無論克格勃的暴力還是宣傳部的謊言,都不能徹底消滅蘇聯的知識階層。即便他們被迫成為一縷隱藏的地火,也必將有再次燃燒的那一天。伯林所接觸的從白銀時代走過來的那一代詩人和作家都即將步入老年,但正如美國偉大的軍事將領麥克阿瑟所說,士兵不死,只是漸漸老去;詩人也不死,只是漸漸老去。

新一代更會破土而出。在伯林離開蘇聯二十多年之後,這個群體中出現了一位象徵性的偉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物理學家和人權鬥士沙哈諾夫。伯林不吝於給沙哈諾夫以最高的讚美:「他的科學眼光,身體上和道德上難以置信的勇氣,特別是他始終不渝地獻身於真理,讓我們不可能不把他看成是我們時代的新老知識階層中最純潔、最善良的完美典型。」是的,心靈的力量是不可征服的,而擁有偉大心靈的民族也終將獲得自由。

伯林的《蘇聯心靈》一書,不僅是寫給俄國人的,也是寫給中國人的。與蘇聯一樣,中國也是一個「一元化恐怖實驗的試驗場」,無論統治者及其御用文人將「中國模式」打扮得如何花枝招展,它絕對無法永久撐下去。中國的統治者與蘇聯的統治者驚人地相似,中國的愚民與蘇聯的愚民也極其相似。那麼,中國有沒有像蘇聯那樣一個矢志不渝地獻身真理的知識分子群體呢?

我們拭目以待,我們捫心自問。

本文出自《螢火蟲的反抗》,主流出版有限公司出版,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