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動天搖時代的渭水春風- 蔣渭水紀念公園

作者:余杰 攝影:黃謙賢

古語說得好:醫有三品,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如果國家病入膏肓,便需要有上醫來妙手回春。由醫師而從文,中國有魯迅,俄國有契訶夫,台灣有賴和;由醫師而從政,則二十年代的台灣有蔣渭水,當下的台灣有柯文哲。柯文哲是不是真正的上醫,還要看他在台北市長任內的政績,而柯文哲以蔣渭水的傳人自勉,讓我對天龍國的浴火重生有了幾許希望。

台北市長的選戰中,柯文哲最動人的一篇演講,地點特別挑選在蔣渭水紀念公園。柯文哲身後就是蔣渭水出獄之後整裝待發的銅像。柯文哲演講的第一段是這樣說的:今天我站在蔣渭水醫師的銅像前面,感觸非常深,因為我認為我這一場選舉,在精神上是繼承蔣渭水醫師九十年前沒有完成的使命,在這個紀念公園,我們可以看到蔣渭水醫師的銅像,他一手拿著醫生的看診包,代表醫病、醫社會、醫國家;另一手抱著書本,代表新文化、新知識、新觀念。

最後一段更讓人感動:在蔣渭水的銅像前面,我鼓勵自己,也勉勵大家,讓我們一起向著自由、平等、文明的社會前進,更希望這場選舉可以幫助整個台灣社會,達到自由、平等、文明的社會,謝謝各位。倘若蔣渭水聽到這段發自肺腑的演講,會不會也投給柯文哲一票呢?

蔣渭水紀念館位於台北市大同區的鄰里公園內

入獄是旅遊,苦牢是進修

    周末的早晨,與周奕成相約在大稻埕的一家早餐店見面。周奕成是野百合時代的學運先锋,也是大稻埕復興的重要推手。一談起大稻埕,他就眼睛發亮、興緻勃勃: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的大稻埕是台灣文藝復興的基地,文化開放,思想活躍,蔣渭水就是這裡孕育出來的精神領袖。蔣渭水一生的事蹟大多發生在大稻埕,如創設大安醫院、創立「文化協會」及成立「民報」總批發處等。

我們在小店先享用了古早味的豆漿油條,然後步行去位於寧夏路、錦西街交接點的大同分局。大同分局是日據時期的「台北北警察署」,是台北市僅存的上世紀三十年代的警察局,已被列入市定古蹟,規劃為「台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以讓民眾認識殖民地時代台灣知識分子從事文化啟蒙及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

今天,蔣渭水的孫子蔣朝根老師將帶領一群年輕人走一段蔣渭水之路。蔣朝根老師身材瘦小,精神矍鑠,妙語連珠,退休後便開始了在地文史導覽的志工生涯。等到此前在網上的報名者都到齊了,蔣老師便領一行十余人進入大同分局內參觀。

這棟臨街角的建築,屬於折衷主義風格,擁有流線造形,入口設在轉角處。室內完整地保存了早期所建的拘留所及水牢,蔣渭水曾多次出入其間。

1921年,當林獻堂發起「台灣議會請願運動」之時,正在大稻埕開業的醫師蔣渭水,認為這是「台灣人唯一無二的活路」,從此積極參與其中。1923年12月16日,日本總督府忽然以違反治安警察法為由,抓捕了包括蔣渭水在內的99名議會請願運動的活躍人士。

抱著書本的蔣渭水銅像

在第一審中,全部被捕者均獲無罪判決。裁判長堀田真猿認為:被告所說的話,是三百六十萬島民向日本帝國所要說的真話,宣判全體無罪。可是,由於總督府的干預,第二、三審竟然發生大翻轉,法官判決十三人有罪,蔣渭水是同案刑期最長者。此一日治中期牽連影響最大的政治冤案,史稱「治警事件」。總督府企圖以此將台灣文化菁英一網打盡,誰知台灣民眾沒有被嚇倒,反倒造就了全台反殖民運動中史無前例的大串聯,更催化出最具國際視野的台灣人權運動歷史。

蔣渭水第一次被拘捕時,被關押了六十四天。他在獄中筆耕不輟,完成一萬八千字的「獄中日記」。判刑之後,他又被關了八十天,創作了五千字的「獄中隨筆」。這兩次牢獄生活,讓平常日理萬機的他有一處安靜的環境,一口氣讀完二百多本書,他甚至把在獄中讀書視為完成青年時代失之交臂的早稻田大學政治科的學業。出獄後,他先後發表《北署遊記》、《再遊北署》、《三遊北署》等文章,將監獄視為賓館別墅,將蹲苦牢視為一種旅遊和「進修」,這是何等的曠達與幽默,與五四新文化運動領袖陳獨秀將監獄視為研究室倒是英雄所見略同。

九十年後的今天,監牢內部的陳設更顯斑駁破舊,卻基本保留當年的形貌。「我的靈魂因被逮捕而自由,我的意志使空間更形豐盈,我的呼吸因禁錮而歡暢,我內心的悸動因被壓制而響徹天際」,這是詩人江自得由蔣渭水「獄中日記」所改寫的詩句。系列組詩《那些天,蔣渭水在牢裡》後來被改編成大型合唱管弦清唱劇,轟動台灣全島。在這鏽跡斑斑的鐵柵欄前,我的耳邊不禁響起這一段動人心弦的音樂。如果台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如期整修完成,一定要設置一間小小的演奏廳,循環播放這曲既催人淚下又讓人怒髮衝冠的清唱劇。

文化頭,思想師,醫台灣

我們的第二站是蔣渭水紀念公園,原名為「錦西公園」,為紀念蔣渭水改為現名。這個公園是大同區面積最大的鄰里公園。

在公園的入口處,有方碑一座,側面刻有文史學者莊永明所撰之蔣渭水生平介紹。

    公園中間即為蔣渭水銅像,這是他剛剛從獄中獲釋,雖經摧而仍意氣風發的模樣。這尊銅像繪影傳神地表現出蔣渭水的英俊瀟灑、神采飛揚,無論面臨多大困難,他始終樂觀昂揚、不屈不撓,如同他開的酒家的名字——春風得意樓。蔣渭水有華佗那樣手到病除的高明醫術,也有孟嘗君那樣食客三千的樂善好施。他的感情世界浪漫而曲折,他有五四一代作家郁達夫身上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放蕩不羈的一面;他的政治事業更是越挫越勇、永不回頭,直到一場突如其來的疾病奪去他的生命。

蔣渭水銅像下書寫着文化頭、思想師、醫台灣九個字,準確而簡練地概括出他對台灣的貢獻。他利用經營醫院的收益支持文化事業和政治活動,因為他知道,醫治人的靈魂比醫治人的身體更重要。銅像所踏之花台,是一幅微縮的台灣地圖,凸顯蔣渭水以文化啟蒙者的角色,帶領台灣民眾走向現代化的歷史功績。同時,地圖中還用形象的水滴標識出宜蘭和台北兩處,宜蘭和台北是蔣渭水出生和去世的兩個地方,而水滴也暗喻着蔣渭水名字中的字。

銅像旁邊有一棵鬱鬱蔥蔥的大榕樹。我站在榕樹下,不禁浮想聯翩:在暴風驟雨之時,青翠的枝葉一定會溫柔地蔭蔽着蔣渭水,讓一生操勞的蔣渭水安然小憩一陣子。蔣朝根老師介紹說,這棵從別處移植來的大榕樹,喻示着蔣渭水關注文化教育、新聞出版,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理想。

紀念碑附近的草坪上,豎立着另外兩塊碑石。其一為「台灣文化協會」會員紀念碑,這是台灣第一個新文化協會,第一批會員有一千零三十五人,遭總督府打壓之後仍有六百多人。其二為「台灣民眾黨」黨員紀念碑,這是台灣第一個現代意義的政黨,第一批黨員有105人,三年後增加到一千多人。兩塊碑石合起來的造型,正是台灣的母親山—玉山的形貌。蔣渭水是台灣文化協會和台灣民眾黨的靈魂人物,台灣文化協會的分裂以及台灣民眾黨的被取締,給他帶來莫大打擊,亦成為他染病去世的誘因。

台灣民眾黨黨員紀念碑(左)與台灣文化協會會員紀念碑(右)

公園內還有一面古色古香的紀念牌樓,外觀設計係仿照迪化街之巴洛克建築風格,重現日本大正時代當地的歷史風貌。遠遠望去,像是一間巴洛克式的房子矗立於公園旁邊,營造出移步換景的空間感。牆面上方嵌入「蔣渭水紀念碑」之牌匾,兩側立柱則嵌入書法家潘慶忠所書之蔣渭水名言「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

與彼並非一家人

英國作家狄更斯的名言,亦可移用到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的台灣——那是最好的世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是光明的時代,也是黑暗的時代。或者也可以說,那是激動人心的時代,也是憤懣且吶喊的時代。蔣渭水如此定義那個時代:也許我們可以假定今日的現狀是動搖時代。動搖時代對人類而言是最幸福的時代,有了今日的動搖,才能有明日的進步,即動搖終究會導向進步,實乃進步之母。他那短暫如流星,卻又多姿多彩的一生,實在無愧於那個時代。那個時代呼喚出現蔣渭水這樣的英雄與先知,而蔣渭水這樣的英雄與先知也只能生活在那個動搖時代——我們能想像他生活在白色恐怖無孔不入的五、六十年代嗎?他即便避開二二八屠殺的天羅地網,也無法熬過綠島監獄的摧殘。

蔣渭水生前如孤兒般對大中國懷有無比美好的想象。國民黨政權也因為他的抗日事跡,而將他納入大中華的歷史敘事之中,甚至有人視之為台灣的孫中山,因為孫文也是醫生兼政治活動家。但是,蔣渭水篤信民主自由的價值,本人也無強烈的權力慾望,跟為了個人權位而不惜聯俄容共的孫文相比,完全不是同一類人。若考察蔣渭水的家人在國民政府遷台後的遭遇,更可知道此(蔣渭水)與彼(蔣介石)並非一家人。

二二八期間,國民黨軍隊衝進蔣渭水的弟弟蔣渭川家,不由分說便開槍射擊。其女蔣巧雲當場慘死,兒子松平則重傷,蔣渭川僥倖逃生。蔣渭水的三子蔣時欽因參與台灣自治同盟的活動,並且代表學生在中山堂廣場演說,被列入通緝要犯。

在白色恐怖時期,蔣渭水的養女蔣碧玉與夫婿、時任基隆中學校長的鍾浩東捲入基隆工委案,鍾浩東遭槍決,蔣碧玉則在軍法處熬過半年的審訊之後獲釋。此後數十年,蔣碧玉過著窘困的生活,靠在風化區歸綏街賣紅豆餅、陽春麵為生。儘管愁苦漂泊,被人暱稱蔣姑娘的蔣碧玉仍堅持延續蔣渭水的遺志,與夫婿鍾浩東的心願,畢生尋求和平民主之路。作家藍博洲的《幌馬車之歌》一書便是以鍾浩東夫婦為題材,導演侯孝賢更據此拍攝電影《好男好女》。

若蔣渭水知曉這一切,能不心痛如刀攪嗎?可以想象,若蔣渭水活到1945年以後,一定會挺身反抗國民黨的暴政,正如昔日反抗日本殖民統治一樣。因為,真正的反抗者,不單是出於種族的因素而反抗,更是因為熱愛自由而反抗一切形式的專制。

蔣朝根回憶說,他小時候完全不知道祖父的事跡,「祖父所作所為,都和戒嚴時代的政治文化牴觸,那是一種忌諱,家人也不願意談」。作為小學教師的他,直到2001年退休後,才透過原始文獻資料認識祖父。「歷史可能被掩埋或選擇性遺忘,但歷史真相無法被竄改或磨滅,越來越多的原始資料出爐後,我對祖父的印象就越清晰。」

    一路走來,蔣朝根對每一條街道、每棟建築都如數家珍。蔣渭水結交天下豪傑的春風得意樓、台灣民眾黨本部、台灣工友種聯盟創立大會地蓬萊閣、文化協會文化講座兼讀報社等具有紀念意義的地標,在戰爭的硝煙和都市更新的浪潮中全都面目全非,有的地方只是在新建筑的牆面安置一塊小小的說明牌子,保護文化古蹟的觀念在台灣社會來得太遲了。

不過,也有仍舊保持原樣的地方。比如,天主教靜修女中那間小禮堂還是當年那樣莊嚴靜穆,新文化協會曾在此舉行成立大會。開會那天,附近三個警署的警長都趕來監視,如臨大敵,卻又平安無事。

大安醫院舊址則被義美高家買下,改建為大樓。一樓為義美門市,着大安醫院的老照片,一個角落還擺放着有關蔣渭水的文物資料。蔣朝根拿起一本《台灣民報》的複印本,提醒大家說,廣告比文章的頁面多出一倍,可見蔣渭水推廣的社會運動受到商家實質性的支持。

    義美的店員早已同蔣朝根熟悉,熱情的經理送給尋根團隊每人一盒橙汁飲料。這個小小的細節,顯示義美是一家如今多乎哉?不多矣的、有情有義的公司,而背後更可看出蔣渭水的魅力如江水般穿越歷史、綿延不絕。

本文收入《我也走你的路:台灣民主地圖第二卷》,主流出版,201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