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賤的中國人

  • 作者: 余杰
  • 書系:中國研究 
  • 出版日期:2017/07/21
  • 定價:400
  • 規格:平裝 / 408頁 / 15 x 21 x 2.04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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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向柏楊致敬,就是寫一本跟《醜陋的中國人》相媲美甚至超過它的書
  柏楊說:「中國人,是一個迷失在濃厚醬缸裡的族群,需要警醒。」他描述的中國人的種種醜陋面,都不是無的放矢,「醜陋的中國人」是二十世紀末的「知識人」在沉痛反省之後,向自己民族所發出的一記刺耳警鐘。前輩作家王鼎鈞評論說,柏楊本是小說家,首創以長篇小說的手筆寫雜文,塑造中心人物,組織邊緣情結,使「亂臣賊子懼」而有娛樂效果。

  從十五歲起,作者從刻意模仿柏楊的雜文寫法,邁出了文字生涯的第一步。於作者而言,從下筆第一篇文章,到結束最後一篇文章,中間橫亙著十九年時間,這本書,就是《卑賤的中國人》。

  《卑賤的中國人》更進一步地揭露事實,指出病症:一個公平與正義的國家,不可能靠一群卑賤者來建設完成。「卑賤」的人格和精神,構成了專制肆虐的土壤;若不破除「卑賤」的人格和精神,自由與秩序永遠不會從天而降。余杰的這本書是苦口的良藥,願意從卑賤走向高貴的中國人,都應當好好讀一讀這本書。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余杰 Yu Jie

  1973年生於四川成都,北京大學文學碩士,政治評論家、散文作家、歷史學者及人權捍衛者。先後出版四十多本著作,多次入選「最具影響力的百名華人公共知識分子」名單,並獲頒「湯清基督教文藝獎」、「公民勇氣獎」等獎項。

  2004年,余杰與劉曉波等共同起草中國年度人權報告,遭北京警方拘押。2010年10月,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之後,作為劉曉波親密友人的余杰被非法軟禁數月,進而遭到黑頭套綁架、酷刑折磨至昏死。2012年1月11日,攜妻兒出走美國。近來定居華盛頓郊區,創辦「亞太宗教自由與民主化研究所」,致力於民主人權、公民社會、與宗教信仰自由等議題的研究。

  著有《在那明亮的地方:臺灣民主地圖》、《我也走你的路:臺灣民主地圖第二卷》、《拆下肋骨當火炬:臺灣民主地圖第三卷》、《卑賤的中國人》、《1927:民國之死》、《走向帝制:習近平與他的中國夢》、《中國教父習近平》、《中國影帝溫家寶》、《人是被光照的微塵:基督與生命系列訪談錄》、《從順民到公民:與民主台灣同行》、《刀尖上的中國:透視中國的五十道窗》、《螢火蟲的反抗:這個世紀的知識分子》、《徬徨英雄路:轉型時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史》、《1927:民國之死》等作品。文章亦常見於美國「自由亞洲電臺」、「民主中國」、「縱覽中國」等網站,以及台灣《民報》、《新頭殼》等媒體。

目錄

推薦序 /怎樣不用裝也不像一個中國人—管仁健/5
推薦序 /中國人如何擺脫「精神奴隸」的身分?—蘇賡哲/9
自 序 /醬缸中的蛆蟲:不是醜陋,而是卑賤!/16

【第一卷】大中華膠現形記 
*我在台灣遇到的陸生/26 
*誰要「攻佔台灣島,活捉林志玲」?/44 
*潑皮式的「愛國」可休矣/56 
*中國留學生何以化身紅衛兵?/63 
*義和團、紅衛兵與小粉紅的精神譜系/71 
*霸凌弱者是中國人的天性/79 
*誰有資格抵制洋貨?/88
*魯迅傳人跪下去,納粹先鋒站起來 
—評摩羅《中國站起來》及當下中國的國家主義逆流/97
*大國似乎崛起,廁所依然骯髒/113

【第二卷 】綁匪與人質的聯歡 
*論中國股市及股民、賤民與獨裁者之關係/134 
*中國人從「比傻」走向「比惡」/141 
*馬雲是網路世界的蓋世太保/149 
*強國多賤民,賤民真愛國/166
*彭明輝為何貶低台灣,稱頌中國? 
—駁彭明輝《兩岸之間只有一個問題》/179
*朱雲漢為何充當帝國化妝師?/187
*與其「為父作倀」,不如擁抱自由 
—吳思華的女兒、梁振英的女兒、史達林與卡斯楚的女兒之比較/195 
*成龍:遠看是龍,近看是蟲/203
*十三億不敢對綁匪說不的肉票/213

【第三卷】奴國已無知識人 
*蕭功秦、胡舒立、柴靜:「灰色公知」三標本/224 
*屠呦呦獲諾獎是毛澤東的功勞嗎?/237 
*說謊是御用文人謀生的手段/243
*莫將流氓當英雄 
—我為什麼從來不看好艾未未?/250
*陳映真為什麼不值得我尊敬?/262 
*姜維平為何誹謗劉曉波?/272
*中美通吃的「香蕉五毛」 
—駁李成「一黨專制下可以實現法治」/281
*批評楊絳為何讓某些「公知」如芒在背?/289 
*誰,又不是憂鬱症患者?/296

【第四卷】中國人三部曲 
*流氓中國/306 
*太監中國/338 
*優孟中國/370

管仁健推薦序

怎樣不用裝也不像一個中國人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天皇宣布向中美英法盟軍無條件投 降,二戰結束,台灣重回所謂的「祖國」懷抱。十月國軍登陸台灣時,民眾用「歡天喜地、簞食壺漿」來形容也不為過。可惜一年多後,立即爆發慘烈屠殺的二二八事件,事過七十年傷痕仍在。

  相反的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決定了香港將於一九九七年七月回歸「祖國」,接著一九八九年北京又爆發六四事件, 港人因悲觀和恐懼,出現了持續五年以上的大規模移民潮。然而主權移交後,卻沒有出現二二八這樣的慘劇。

  李筱峰老師在解釋這兩個歷史事件時就指出,日治時代台灣 與中國之間,出現了五十年的隔絕,尤其在一九三七年之後的八 年抗戰。因為不相往來,距離產生美感,讓台灣人對「同文同種」產生了遐想,也失去了警戒。相反的香港人對中國由於來往密切,沒有任何不切實際的期望,也就不會有任何期望落空後的反抗與屠殺。

  二零一七年在網路上瘋傳一篇〈怎樣裝得不像一個中國遊客〉,因為不只是台灣與香港這兩個中國一直強調主權的「神聖 領土」,會對中國遊客團的素質瞠目結舌。歐美日本甚至東南亞 各國,對於這些中國網民自認只是「文化差異」的種種脫序舉動,照樣也是難以接受。

  因此在〈怎樣裝得不像一個中國遊客〉裡,作者提出了四十個建議,教民眾例如在公共場合講話要輕聲細語,最好是連你隔 壁的都聽不見;到了餐廳要等服務生帶位,別看到有位就衝;不要因為是贈品,就貪小便宜,一次拿一大堆走;逛精品店要保持儀態、乖乖排隊;抵達旅遊景點時,盡量克制想在大門口合影留念的欲望;甚至連別在外做出搓腳等不衛生的動作,以及不要隨地大小便,這種連訓練過的貓狗都能做到的事,也被列為建議之中。

  據說這篇文章是出自廣東出版集團《新周刊》旗下的旅行微信公眾號《九行》,既然出處是中國媒體而非港台,因此許多中國憤青怒批,「自己是中國遊客是件很屈辱的事嗎?我們憑什麼要在異國他鄉裝做自己不是中客?」、「中國人有錢,就是要讓外人知道,有錢說話就有底氣、聲音比人大,老外也有人這樣,不要醜化我們」;還有人直言,作者的文章通篇帶著輕蔑的語氣,「完全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這也是一種不文明!」 

  其實這種剛開放觀光所出現的亂象,在歷史上也非孤例。一九六零年代日本經濟起飛,觀光客也是讓各國頭痛。之後一九八零年代,台灣也步其後塵,「醜陋的台灣人」立即取代了「醜陋的日本人」。所以有人樂觀的相信,只要熬過這段「陣痛期」,十幾年後甚至幾十年後,「醜陋的中國人」一定會其他新興國家取代。

  但這種想法其實有盲點的,因為中國現在的問題已不是「醜 陋」,而是流亡作家余杰所說的「卑賤」,這是集流氓、太監與優孟三種扭曲的性格於一身的結果。然而日本與台灣能擺脫「醜陋」的桎梏,卻是因為在政治體制上完全的走向民主自由,讓民眾有 了自覺與懂得自重。

  台灣在還有報禁的戒嚴時代,也有被當權者圈養的「異議作 家」,在官方特准的大報上,發表這種「小罵大幫忙」的〈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批評當時生活在台灣的是「一千八百萬懦弱自私的中國人」,成功地運用官方特許的「生氣」,搶奪了非法黨外雜誌的讀者市場。

  這類「異議作家」非常懂得政治精算,是聖之時者,知道在什麼時候出什麼書最安全,又最能賺錢。反正只要罵這個人坐車不排隊、那個人隨地吐痰,這個單位官僚,那個組織失責,總之就是要大家為這些亂象「生氣」,甚至向政府大聲的表達出自己的憤怒。

  但讀者被挑起了憤怒後,作者開出的解壓方式就只是像「扶 一個瞎子過街」、「請鄰座不要吸菸」、「叫阿旺排隊買票」等等……反正只要不碰觸問題核心,不要提到當權者與其身邊鷹犬的劣行,不要討論政治與司法體制的改革,就這樣不斷轉移焦點,不斷到處放野火,最後結集成一本《野火集》,自然能名利雙收。

  在〈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這一系列的文章裡,雖然作者也譴責了「一千八百萬懦弱自私的中國人」對於不公不義、沒有尊嚴的環境麻木的忍受,如此苟活的「醜陋」。卻絕口不提戒嚴時代台灣這一切環境、社會、交通、消費問題的下面,還藏著一把政治的鎖。不解開這把鎖,向獨裁政府那樣治標不治本的「嚴打」,永遠改變不了這些亂象。 

  余杰是個多產作家,但他不會是個暢銷作家。真的,我從小在鉛字架旁長大,當了三十年的小編,從言論管制的青少年,到如今已是百花齊放的年代裡,我這糟老頭根本不用看,用聞的就知道這本《卑賤的中國人》下場是什麼。

  如果余杰市儈一點,複製當年台灣戒嚴時代《野火集》那種模式,也來搞個〈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配合天朝的需要,罵罵「十三億懦弱自私的中國人」,讓那些憤青的玻璃心,轉向消滅這一小撮「正不擇手段地破壞著中國國內穩定與和諧的藏獨、疆獨、港獨、台獨,以及異見領袖、死磕律師等西方勢力代 理人」,立刻就能成為暢銷作家,而且還會是青年導師。

  但余杰不識時務,偏要揭穿事實,把中國人「卑賤」的病因,直指向政治體制。偏偏在中國這裡,想要曲突徙薪的被視為瘋子,提油救火的反被尊為英雄,這才是比表面上呈現的亂象更難醫的絕症。

  「怎樣裝得不像一個中國人?」其實不需如此麻煩的四十招,看了余杰這本《卑賤的中國人》,抓出專制政體深埋在你腦中的毒蠱,自然能擺脫「卑賤」,不用裝也不像一個中國人了。

蘇賡哲推薦序

中國人如何擺脫「精神奴隸」的身分?

  余杰先生和我並非素識,迄今尚未謀面,甚至不曾通過電話,他卻「貿然」邀我作序。

  我也不避譾陋,欣然應約,完全是通過雙方文字帶來的精神契合、理念相同所致。我將余杰的這本名為《卑賤的中國人》的新作細讀過後,益發覺得一種心靈感通的莫名愉悅。

  對中國民族性的批判,歷來以魯迅享譽最隆,余先生此書的成就,迥出魯迅之上,他立論無所謂「愛之深,痛之切」,無所謂「恨鐵不成鋼」,只是以一個大寫的「人」的標準、以普世價值的尺度,得出自身這個民族適切的評價:卑賤。

  留意到余先生在書中多次引用過魯迅的言論,我自己在寫作時也同樣經常汲取魯迅的能量,魯迅有他恆久不滅,足供傳世的價值。但是,我和余杰,以及若干有反省能力的當代知識分子,對魯迅後半生的自我背叛、走向卑賤,已有相當清醒的認識和批判。

  大家都知道,一個人在法庭登上證人台宣誓作供,他必須保證兩件事,首先保證說的是真話;其次保證所說是事實的全部。因為如果只是事實的局部,就可能誤導陪審團或法官。例如證人說,他在兇案發生前一小時看見被告走進兇案現場,這是事實,但他不說他在兇案發生前半小時又看到被告離開了。他這只說一半的證供,便可能陷被告於冤獄。

  魯迅就是一個只說一半真話的證人,被他誤導的民族在一九四九年迎來一個歷史上最黑暗的政權。他去世時,棺木上蓋了「民族魂」三個大字,這個民族魂其實和他批判的民族同樣卑賤,甚至更卑賤,因為他是故意只作一半證供的偽證者,誤導者。和他同時代的知識分子中,魯迅對共產黨的邪惡認識得最深刻,但他在證人台上,即是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發言時,對共黨的邪惡是絕口不提的。

  一個眾所周知的軼聞:毛澤東面對「如果魯迅活到解放後」的假設性問題時,答曰:「要麼是關在監獄裡繼續寫;要麼是識大體不做聲」。但揆諸魯迅生前的表現,他在沒有安危問題時不肯說出來的另一半事實,絕不會在「解放」後才說來危害自己。

  魯迅很在意中共建政後自己的安危。一九三四年四月三十日,魯迅致函曹聚仁說,如果國民黨政權崩潰,而他未死,他「當乞紅背心掃上海馬路。」一九三六年,他向地下黨中較具交情的馮雪峰說:「你們來了,還不先殺我!」同年七月十七日,魯迅在寫給楊之華的信上說:「新英雄正要用偉大的旗子,殺我祭旗,然而沒有辦妥,愈令我看穿了很多人的本相。」這些極具穿透力的洞見,從還可以去掃街,到可能遭受即時的危害,可知魯迅對共產黨的認識愈來愈深刻,危機感也愈來愈深。

  有兩件事對魯迅的衝擊極大,首先是顧順章家人被周恩來殺害的事件。顧順章背叛中共,出賣中共地下黨,中共怎樣對付他都可以。但株連及完全不知道顧叛變的家屬,突顯出來的是,共產黨倘能執政,只會視人民的性命如草芥。顧家十多人被殺後,埋在後園,後來被發掘出來,屍臭瀰漫上海十多條街道,報紙頭版頭條報道,魯迅是關注社會新聞的人,當然知道這件轟動一時,令人心寒的大事。因為是中共的罪惡,他便絕口不提。

  第二件事是「左聯五烈士」事件。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中共在上海召開「六屆四中全會」,數十名共黨重要人物在東方旅社開會,被工部局老閘捕房巡捕拘捕。案犯移交給國民黨政府後,二十三人遭到槍決,其中柔石等五人是「左聯」盟員。當時,上海的報紙已報道,他們是「共黨內訌」才被捕的,其後很多共產黨人包括夏衍、朱正等都說「五烈士」是共黨告密後慘死的。魯迅是左聯盟主,「五烈士」和他關係密切,決不可能不知道他們是死在自己人手中。共產黨向宿敵告密,借刀殺自己人,比國民黨卑賤得多。如果說魯迅鞭撻民族性的陰暗,何以絕口不提更卑賤的共產黨?

  左聯時期,中共捧魯迅作為無知者的偶像,其實不將他當做自己人。因此,魯迅「總覺得縛了一條鐵索,有個工頭在背後用鞭子打我。無論我怎樣起勁地做,也是打。而我回頭去問自己的錯處時,他卻拱手客氣地說,我做得好極了,他和我的感情好極了,今天天氣哈哈哈。」我經常讀到他這段文字,心中浮起的感覺總是,魯迅你何以這麼賤,共產黨工頭打你,你還要「起勁地做」。

  寫到這裡,余杰何以超越了魯迅已是很明顯的事:魯迅不是一個具備誠信的「證人」,他說出一些事實,但不是事實的全部。余杰則沒有為任何人隱諱,所以可信。現在這時代,中國的國民性比魯迅的年代更惡劣。國民黨的時候是官場腐敗,社會其他方面沒有全腐敗,今日則是各行各業全腐敗,是整個民族從精神上爛掉。

  香港本土思潮興起,就是整個民族從精神上爛掉催生出來的新現象。一九八九年,香港人介入北京民運甚深,除了動輒一百萬、數十萬人遊行示威外,更直接進入天安門廣場向學生提供實質援助。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易手,很多今日民主派頭面人物支持所謂「民主回歸」,要和大陸同胞共苦難。當年香港人以為,中國人民是善良的,不幸被中共壓迫、奴役著,只要中共垮台,中國民主化,中國百姓便得到解放。在這階段,沒有人提倡和中國分離。

  然而,二十年來,人們這種看法改變為兩大醒覺。第一個醒覺是,中共原來是得民心的。中共如果不得民心,不可能贏得國共內戰;中共如果不得民心,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而又在浩劫中穩如泰山,今日的中國人更為所謂「大國崛起」洋洋自得。有人說,六十年代大饑荒,他父親餓死了,翌日他竟然去要求入黨,今日「世界第二強國」行將「奔小康」,還能不支持中共嗎?

  香港人的第二個醒覺是,中國人民整體來說並不善良,而是卑賤。這只要讀讀余杰先生在此書中的全方位揭露就可以明白,港人頻繁北上和大陸人到香港「自由行」的相互了解,更是具體印證了中國人的醜陋不堪。要中共垮台已大不容易,要改造十多億從精神上爛掉的人民更不可能,因此,香港人只好希望能夠和他們分隔開來,各走各路。

  這就是香港本土思潮,分離意識的來源。二零一六年七月,中文大學民調結果顯示,十五至二十四歲的香港人,近四成支持香港獨立;二零一七年一月,親共團體「幫港出聲」的民調,十八至二十九歲的香港人,有近半不支持反港獨。

  余先生在本書所抨擊的,中國喝狼奶長大的年輕「小粉紅」,和香港這些支持港獨的年輕人,前者的奴性和後者的自主性,恰好是強烈對比。

  余杰在書中說:「今天的中國人,包括那些拿著他國護照的海外華人,有多少人真正脫離了『精神奴隸』的身分?」我在加拿大一個電台擔任時評節目主持,邀來某「海外華人」的頭面人物,也可以說是「僑領」,作為「平衡意見」的嘉賓。他的言論完全符合「精神奴隸」定義。我問:「你不是入了加籍,宣誓效忠女皇了嗎?」他居然答:「不錯是宣了誓,但我邊宣誓邊用腳在地上劃NO。」在莊嚴的入籍儀式中,他的腳本應跨進民主自由的加拿大,做一個堂堂正正的公民,他卻用它來說不,照樣要做中國的精神奴隸。

  電台在加拿大,不是黨的喉舌,電台的台長,應該是一個受人尊重,有一定社會地位的工作崗位。然而有這麼一位台長,遠赴廣東久別了的故鄉探親訪舊,「欣然發現」小時玩伴的表兄弟己當上公安局局長。兩人重新「攬頭攬頸」再續舊誼,酒酣耳熱之際,局長慨然發了個公安證件給台長「玩玩」。台長回加拿大後,經常向人出示這證件,以中國公安的身分驕人。在台長和公安兩種身分之間,他顯然認為公安地位更高。

  馬基亞維利在《君王論》裡說:「使人懼怕比受人愛戴安全得多」,李光耀也說:「在受人愛戴與使人懼怕兩者中作選擇,我一向都認為馬基亞維利是正確的。如果沒有人害怕我,我的存在就沒有意義。」這種專制統治的基礎理論,在中國體現方式之一是公安的橫行霸道,電台台長以為在加拿大做受人害怕的中國公安,比受人愛戴的媒體負責人更有存在意義。這其實也是精神奴隸的表現。

  余杰在國外與中國留學生的交往,說明知識分子有機會到國外自由的天地學習,精神依然是中共的奴隸。我所見所聞同樣使人心情沉重。來自中國的高級講師吳小燕在多倫多大學演講,她朗讀了一些國內流行的「順口溜」,內容諷刺中國吏治腐敗和包括嫖娼醜聞的社會陰暗面。在座的中國留學生非常憤怒,指她不配博士和中國學者稱號,還問她是不是中國人。學生聲稱:吳老師說賣淫嫖娼在中國是普遍現象,是侮辱了所有中國婦女。更有學生站起來說,他從小在中國長大,對賣淫現象聞所未聞。說罷獲得全場掌聲。

  事後,留學生們在網絡上繼續追擊:「她已經背叛了我們民族」,並討論應該怎樣把這個「漢奸」幹掉。「幹掉」的說法,有時說得十分具體。在加拿大有沒有一千名中國間諜的爭議中,同一批中國年輕人在網上說要向中國國安部或總參情報部申請,「派一個行動小組把你們這些民族敗類給清除掉。告訴你,只要給你注射100cc的凝血劑,世界上又多了幾個癡呆。但這是對加拿大寶貴的醫療資源的極大浪費,所以這些人就應該拉去摘取器官,在死前為真正有價值的人作出貢獻。」奴才有時候確實比主人還要心狠手辣。

  香港人不願做中國人,台灣人不願做中國人,藏人不願做中國人,維吾爾人不願做中國人。他們並不是將中國人當作一個劣等族群來歧視,而是不願繼續醬缸中那種被奴役的命運。

  那麽,中國人能否有機會擺脫卑賤的命運?從林昭到劉曉波,有一群靈魂高貴的中國人站起來了,可供願意「因真理,得自由」的中國人效仿。

  余杰的這本書是苦口的良藥,願意從卑賤走向高貴的中國人,都應當好好讀一讀這本書。
蘇賡哲博士(曾任香港大專院校文史系副教授、香港作家協會秘書長,是港英時代加拿大唯一予以政治庇護的香港人。現今仍在各類媒體從事新聞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