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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菲律賓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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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歐蜜.偉浪(Omi Wilang)

1991年,台灣長老教會在全國遴選一位人選,前往海外宣教實習半年、休息一年,有充裕的獎學金可以運用。最後公佈的結果,我被選上了。於是我出發前往菲律賓呂宋島La Union省,聖法南多市(San Fernando)一帶的深山部落。當地已經有一位阿美族的宣教師—張英華(阿星)牧師,我的任務就是去協助他。因為教會給予的獎學金相當充裕,我還邀請了一位阿美族同學同行。

我一直很希望可以出國留學。但是家庭的情況卻不允許。除了經濟因素,後來更因為大哥酗酒與過世,留下的孩子們需要照顧,年邁的雙親無法負擔,因此我雖然好幾次雖有留學的機會,受到國外的邀請,最後都只能放棄。在1991年的這時,我還沒從玉山神學院畢業,便獲得了這難得的機會,當然想要好好運用。我計畫,除了宣教實習,還要走訪菲律賓、澳洲、紐西蘭,深入認識當地原住民的情況。我想,這應該也是教會給予海外宣教實習生充裕獎學金的用意吧。

當時年輕的我,睜大眼睛認識菲律賓、澳洲、紐西蘭這些地方,走入原住民部落,也接觸不同信仰的人們。比起上回到中國,那種令人生厭的官方的樣板行程、人與人之間無法真正交流,我在菲律賓、澳洲、紐西蘭的經驗是完全不同的。走入當地部落,也令我思考台灣原住民的處境。當時勤於書寫,留下了許多紙上紀錄,至今也仍然珍藏著。

在菲律賓山區

剛到菲律賓的三個禮拜,主要參觀馬尼拉市及附近區域的社服機構、教會、大學、觀光勝地,增加不少見聞。

結束在馬尼拉的參觀後,UCCP(菲律賓聯合基督教會總會)便安排我與健一兄到聖法南多市張英華牧師那裡,開始三個月的見習。我們非常興奮終於見到自己的同胞。

安頓下來之後,也發現當地部落人們生活非常困難。菲律賓也受著世界局勢的影響,1990年爆發波斯灣戰爭,菲律賓物價便不斷暴漲。到我到聖法南多時為止,物價已調升了三次,但工資絲毫不變,致使廣大的勞工階級,生活更加窮困。張牧師的宣教區在山上,從我們住的聖法南多市,坐吉普車得花上四個小時的車程,而且山路崎嶇難行,每一次上山感受都很深。Butac 部落是張牧師的宣教據點,剛在上一年建立臨時教會。Butac 部落的住民都非常善良純樸,可是此地沒有電,仍然沿用蠟燭與煤油燈。居民的住屋用簡陋的茅草及竹子建造而成,小間、小間地散居於各山麓之間。

在這裡,小小的錢可以做許多極有意義的工作。先前,Butac 部落的村長(也是張牧師教會的長老)曾向張牧師建議,可否由教會來設立「教會學校」,週一到週日,全天候做「宗教教育」的工作?村中有一位受過大學教育的教會青年,願意擔任這個工作。由於菲國失業率極高,就是大學生也很難找到工作。一年的經費(含教師鐘點費及小孩點心),預估只要六千元台幣就可以設立這樣一所學校。張牧師非常贊同,但由於那時正逢建堂,又需各地募款之際,張牧師只好持保留態度。

我聽了心中有股衝動。Butac 部落有許多小孩,因家人繳不起每學期三十到四十元的學費而輟學在家,任由輟學的孩童們在森林、溪流邊、部落附近整日玩耍。有的部落過於分散,又位居於偏遠地區,小孩需要走兩小時的路程才能到校,也降低家長們讓小孩上學的意願。而只需要六千元,就能在部落中設立學校,給兒童一年的教育。於是我私下許諾張牧師,願意負責捐獻這筆錢,作為教會學校的基金。

La Union省深山Butac部落協助興建的竹屋教堂兼學校

但是部落需要的不只是學校。Butac 教會有四分之三的信徒及小孩,來自與 Butac 部落相隔極遠的聚落,每週日都要走上一兩小時的路程,才能到達教會做禮拜。但是還有更大的危險,每到雨季(七到九月)河川水漲,Butigue、Bangag、Lumboy 等三部落的信徒,便無法涉水到教會(也就是每年有三個月的時間無法到教會聚會)。這幾個部落長年來,都有老人或小孩為了強行涉水而被沖走。在雨季中,村中若有急病,也只好等待漫長雨季結束,才能送下山治療,不少病患往往等不到雨季結束病情加劇而喪生。這三個部落的居民共住有六、七百人,他們向鄉公所申請經費造橋已經好幾年了,遲遲無下文(菲國經濟不是很穩定,在國庫不充裕及貪污橫行體制下的基層機構—鄉公所,根本談不到什麼基層建設了)。在無數個歲月裡,偏遠的深山部落族人們在極度失望之下,便轉向教會求援,張牧師不是不知道這件事的重要性與急迫性,但他個人的能力有限(建堂、義診、開會、宣教、家庭⋯⋯)使他無法面面顧及。私下我問張牧師造橋經費需要多少?張牧師回答:「大概要二至三萬元台幣」。

知道情況後,我寫信向豐田教會的胡牧師、豐田教會會友、精鐘團契朋友募款,得到教會會友們熱忱的回應,全額奉獻了造橋經費。Butigue、Bangag、Lumboy三個部落族人義務奉工,由張英華牧師和我聯合督工,順利地建造了兩座由鋼、鐵線支撐的木橋。

有趣的是,三個部落族人們原本還想為我製作一個人像作為紀念,我謝絕了,請他們在禱告中紀念奉獻金錢的胡牧師及豐田教會會友們。

歐蜜協助深山部落搭建橋樑

走訪回教區─Pagalangan

在菲律賓期間,我也曾有機會去走訪了當地信仰伊斯蘭教的菲律賓原住民部落。後來,每當中東發生衝突,社會上似乎普遍流傳著回教徒好戰的偏見時,我就想起當時拜訪菲律賓穆斯林的美好經驗。

一棟棟簡陃的芧草房舍,便是此地—Pagalangan部落給我的第一個印象。在這裡看不到水泥建材,一棟離地數公尺的茅草屋,爬上該閣樓,空無一物。可別小看這四方空間,它包括了廚房、客廳、主客臥房、浴室、孩童玩耍的場地,其簡陋的狀況實在難以想像。

我們所居住的這一戶人家是位虔誠的穆斯林弟兄,他特地殺了兩隻雞,熱情地設宴款待我們。飯前,一盆清水分別傳遞到每一位座席客人面前,輪到我時,按著右邊的伊斯蘭弟兄洗手的方式,依樣畫葫蘆將右手輕輕地在臉盆中搓揉,左手比照右手清洗。之後一位婦人傳給我們一條乾淨毛巾,輪流擦拭。

當基督新教的菲利佩.莫索(Rev. Flipe Mosot)牧師很自然地站立,以感恩、親切的聲音對著大眾說「我們一起禱告」時,我看到這一群穆斯林們由吵雜而肅靜,雖然他們雙手沒有合十、雙眼沒有閉目,沒有作出禱告的動作,但他們尊重我們的信仰。我心裡想著,伊斯蘭教規甚嚴,基本教義派的又好戰,視基督教徒為天敵。然而,眼前景像是何等地清純、整個部落雖然清一色是穆斯林,對我們這四位基督教色彩鮮明的來賓,所展現的態度,是如此地尊重我們的宗教信仰。中東地區彼此間不同的宗教、文化、習慣所產生的磨擦,在這裡是這般的輕微、微小到了無痕跡。

經過菲利佩.莫索牧師解說我才瞭解,早在1971年之前,民答那峨西南部的一些部落:Bulacan、Mameman、Basis、Tagrauso、Tagomog、Tagaya、Tadocon、Baraudya、Pagalangan、Pawsar、Iciltald、Madayc、Mopautau、Banldo、Pantar、Lading、Duirgan、Pebe、Bataclgan、Jwkco-an,共二十個部落由南到北組成一個縱線,這個區域成為與外教(異族)互不侵犯的自然界線。過去,基督徒根本無法上山。到了1971年之後,此界線才開始對外開放,被喻為「回教與新教和平共存區」。《詩篇》一三三篇1至3節記載:「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這好比那貴重的油澆在亞倫的頭上,流到鬍鬚,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因為在那裡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就是永遠的生命。」因為感受到這一份和睦相處的甜蜜,今夜必定很好睡。

民答那峨有24%的居民信奉伊斯蘭教(圖片出自:Pixabay)


民答那峨西南一帶都是伊斯蘭勢力範圍,他們信奉阿拉為真主。對馬尼拉政府的向心力相對減少,常以冷漠不合作的心態待之。他們一心要建立自治,甚至脫離菲律賓政府的統治。在這裡,使用的語文全屬於阿拉伯文,教育則以阿拉伯教育制度來施行。學校場地設在各區神學堂裡,可是菲律賓政府不承認他們的學歷(文憑),所以他們自行辦理小學、中學至大學,學生可以到阿拉伯各國進修或交換學生的合作計畫。

簡陋的學堂是此地區小學生研習的場所。下午,我獨自前往學堂,利用學生下課時間與小朋友們接近。雖然彼此語言不相通,我以最自然、誠懇的笑臉向生性害羞,頭蒙著白紗的小學女生們打招呼。起先,小朋友們看到我都避開,而我則耐心、誠懇地期待,終於博得她們的認同。她們一個個圍著我,時而摸摸我掛在胸前的相機,時而摸摸我穿著的風衣。大伙混熟了之後,我教她們台灣泰雅族語Sgagay ta la(再見),而小學生們則教我寫我的名字歐蜜.偉浪的阿拉伯文。學堂老師說,Omi Wilang這名字在回教地區很普遍。孩童們的單純的心靈世界,不分宗教、文化、種族,總是以清純、良善,沒有敵意的心對待周遭的人,如果有,那也是所謂「懂事的大人們」所教授的,不是嗎?末了,與學堂老師及學生們快樂地合影,彼此留下美好的回憶。

訪問菲律賓原住民部落的經驗,也讓我想起原住民在台灣的處境。台灣原住民族或許不是在戰火中生活,生命不是隨時受威脅,可是,原住民失業率高,平均所得、教育程度、平均餘命、自有屋率,甚至居住地區的自來水普及率,都比非原住民低。原住民地區地處偏遠,高山峻嶺,道路闢建艱難,每遇災害,道路崩坍,部落聯外交通中斷,加以部落地形特殊,公共設施不足,易生洪災、土石流等災害,造成原住民生命財產極大之威脅。

要弟兄和睦相處,國家政策及制度必須建立在保障劣勢族群的經濟、環境、文化、教育的權益上,並且以尊重、平行的關係(夥伴關係)來處理所有原住民的事務。而台灣原住民族也會對這個國家、社會提供積極的貢獻。

本文出自:《編織家園》

作者:歐蜜.偉浪、林益仁

出版者:主流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年10月下旬

我的野百合學運:一段少為人知的原民學生經驗

文:歐蜜.偉浪(Omi Wilang)

絕食的神學院學生

學運,對我們這些沒有納入在教育部管理體制的玉神學生而言,是一段特殊與少為人知的經驗。它的特殊,一方面是我們本來就是體制外,另一方面是我們的價值選擇來自信仰的堅持。

1990年三月,我的社會與政治啟蒙因著東埔挖墳,拯救雛妓與湯英伸等事件逐漸成熟,那一年我參與了環保聯盟在高雄半屏山的考察,探討水泥業開發如何對環境造成巨大的破壞與影響。在行程期間,電視上看到台北的中正紀念堂有學生聚集,對於政府體制表達不滿。於是,我就離開高雄,一個人搭夜車趕到台北中正紀念堂。

在那裡,我聽到東海大學社研所學生方孝鼎清楚地陳述集結的訴求,主要是針對萬年國會的荒謬,以及「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違反民主,提出憲政改革的呼籲。1987年參與社會運動以來,看到原住民的苦痛、現行體制的荒謬,我對這些訴求深有所感,於是在很快的時間內,就決定加入方孝鼎所發起的絕食行動。

我是第六個參與絕食的學生,相較於當時在廣場上的數千名學生,我們的舉動是更具張力的。我一方面絕食,另一方面也將訊息傳回玉神。在學校裡,學生們看到媒體報導,學生自治會的牧羊會已經召開會議討論聲援事宜,但如我前述,學生的意見還是分為兩派,彼此辯論。在此同時,我的泰雅族夥伴魯薩.達路、Miyung 李有德、Yara Pihu 蔡成功、諾瓦.歐洛等人已經耐不住性子,沒等到結論就一起衝到台北與我會合了。

其中,身體不好在洗腎的 Miyung 一來就直接加入絕食行列,但因身體不支,半天就送醫急救。當時三月的綿綿細雨,絕食靜坐的狀況不佳,印象中一開始時有人因天冷身體發抖,心中恐懼,擔心家人,哀哭,甚至寫遺言等,現場唯一支撐的真的只剩下一股信念。而我所憑藉的除了那初初萌芽的政治信念以外,就是從小相伴相隨全心依靠上帝的信仰。後來,玉神牧羊會與校方的結論出來,決定全力支持學生的行動,並將當週定為「民主教育週」。於是,更多學生從花蓮來到了廣場,約有30人之多,玉神全校四分之一幾乎都加入了絕食的行列。

歐蜜.偉浪參與野百合學運的絕食行動(攝影:邱萬興)

廣場上響起泰雅族語

我們的絕食行動,其實極其單純,並沒有參與到任何核心的決策討論。但由於學生越來越多,意見也越來越多元,所以有必要讓參與的學生組織都能夠自由地表達意見。有一次,我代表玉神學生上台發言,當我站到台上時,應該是有史以來我面對最大的群眾。當司儀介紹我是玉神代表後,我都還沒開始發言,突然間,群眾中傳來一陣只有原住民才有的響亮聲音,激動且熱情地用泰雅語喊出:「Omi Wilan, lokah ki, laxi kngungu!歐蜜.偉浪加油!不要懼怕」當時學生們因陌生語言出現還沒回過神,我的眼淚已經不由自主地注滿眼眶,因為我馬上就知道那是我的玉神學長多奧.尤給海(黃修榮),我在玉神的重要政治啟蒙者在台下的吶喊與鼓勵。他的喊叫,讓我在面對陌生學生群眾時,就更沒有懼怕了。

當時,我在準備陳述我的民主理念時,腦中一下子浮現唱歌的念頭,當講話不容易表達時,用唱的就是了,這是我們泰雅族古調 Lmuhuw的溝通精神。所以當我在台上講完一段話後,我就說,我來唱一首《國際歌》,這是我在 URM,Urban Rural Movement(城鄉宣教運動)的訓練班中學習到的歌曲,慷慨激昂,且歌詞中有許多激勵人心的語句,例如:「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字句都刺到我作為原住民的受苦處境。現在講《國際歌》,或許有更多人知道這是著名的共產主義運動歌曲。但在當時,我猜想沒有很多人知道,就連我自己也都不知其中歌詞的唯物意涵跟我的基督信仰,其實是頗有違背的。但當時以歌代講,卻真的是能夠帶動現場的情緒,並且用自己原住民的方式來表達,是我現在想起來印象最為深刻的一段。

我們玉神原住民學生參與的學運,其實在坊間學運歷史中並沒有太多的著墨。我特別回憶這一段,並非要表彰玉神學生參與學運的功勞。事實上,我們當時真的就是單純地去,也單純地離開。現在台灣所有人都知道,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發生過關鍵性的「野百合學運」。但是很少人知道,最早進入廣場絕食的學生當中,有一批是來在玉山神學院的原住民。不知道廣場上曾經響起,多奧用泰雅族族語高喊的一聲:「Lokah!」(加油!)

攝影:邱萬興

後來,我感到學運的決策漸漸複雜。有傳聞說,國民黨的勢力滲透到決策圈中。而我們也離決策越來越遠,決策對我們來說越來越不透明。於是我就對學弟們說,第三天了,我們就慢慢離開,一個個走,不要影響這場運動繼續進行。後來我才知道,台南神學院、台灣神學院也漸漸退出了。離開廣場後,我還是繼續回到我長期關注的原住民問題。

這次參與,成為我們在神學院學習以及日後牧會生涯面對原民處境與信徒培育的重要養分。它養成了我在信仰與社會參與之間彼此對話與融滲的習慣。我不敢講說,那是一種政治神學的思考,但就實踐面而言,我們的確是做出了一些努力,這些努力不是在書本中抽象的理念討論,而是真的去做,真的去參與,並且從中進行深刻的反省。而我要說,這個反省到現在都還在持續中。

本文出自:《編織家園》

作者:歐蜜.偉浪、林益仁

出版者:主流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年10月下旬

羅浮教會的「拉撒路」:我的牧會初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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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歐蜜.偉浪(Omi Wilang)

1992年深秋,封立羅浮教會傳道師剛屆滿三個月的我,滿懷著活力推動教會各項事工。蕭蕭清涼的秋風,吹黃了教會石牆邊的小草。那一個月,羅浮社區突然出現數十隻身上長滿毒瘡的癩痢狗,品種五花八門,有巨大的秋田狗、有迷你型的吉娃娃狗、哈巴狗、獵犬及雜種狗……。聽社區婦女說,這些都是都市人養膩了,帶到山區丟棄不要的狗。曾是被人所寵愛的名犬,現在卻悽慘到令路人作噁、遭人驅趕的地步,令人不勝噓唏。


時間一久,野狗數量劇增。由於沒有固定餵食,餓狗開始搶奪或攻擊手上握有食物的小孩,甚至偷襲社區飼養的家禽,牠們身上散發出的惡臭更是令人難以忍受。基於孩童們的安全及部落(社區)衛生問題,村民便向公所反應。很快地,鄉公所委託桃園縣捕獵隊來捉殺這批野狗。


有一天,一隻削瘦身上長滿毒瘡的野狗跑來教會。它那幾撮黑白相間的毛髮,稀疏長在毒瘡與毒瘡之間。牠是那麼地虛弱,無望的眼神,自卑又懼怕。這隻狗就如同穿著單薄破衣的流浪漢般,縮著滿是瘡傷的身子偷偷走到教會牆角,不時地打顫。牠是為了逃避捕獵隊而來到教會尋求一個躲藏之地的。我心想,我是個宣揚主耶穌基督愛心與真理的「傳道者」,「應該」要愛護上帝創造的所有動物,「應該」成為教會教友及幼童信仰模範才對。就這樣,我「刻意」收容了這隻狗。但我也知道,這份「樣板愛心」不會持續太久。


平時,這隻狗靜靜縮著身體,躲在教會牆垣的死角處,偶爾會到教會小廣場緩緩漫步,一見到教友或陌生人便快速逃到牆垣死角處躲避,而且持續不停地顫抖著。

日子一天天過去,或許這隻狗以為,我丟了幾口剩下的飯菜給牠,我就是牠的主人,而把這裡當成牠自己的家了。從來不曾吠叫的牠也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叫了起來。不但如此,還會追趕其他進入教會範圍內的狗。令教友頭痛的是,每逢聚會時間,牠開始在會場內亂叫亂跑,甚至隨處拉尿屎,加上那令人難以忍受的臭味,使每一位會友厭惡至極。而我,則以「愛及萬物」的大道理教導會友們,以此自滿。信徒暫時不「處理」這隻狗,全是看在我這一位傳道人的面子。而我自己內心深處呢?其實當我面對這隻醜陋的野狗,也常感到厭惡,只是我不會顯現在外表而已。


一個禮拜天的上午,教會召開小會會議,有一位長老再也忍不住了,便直接提出臨時議案說:「為了教會兒童安全和衛生問題,以及顧及聚會時的寧靜,建議把這隻癩痢狗趕出教會外。」這個提案得到大部分在場同工熱烈的支持與回應。而我自己這一張票,雖然我有著莫名的信仰虛榮心,其實內心深處也與教會同工群們想法一致,於是我也不再堅持護著這一隻狗了。隔日,利用聚會時間,我以該堂傳道師的身分宣佈決議內容,呼籲所有本堂會友只要看到這隻癩痢狗出現在教會範圍內,務必將它趕出教會之外。而信徒們也都認為,早該如此做了。


未來的每個禮拜天,無論是大人小孩,一見到這隻野狗就打。大人及孩子們不是用腳踢,就是以木棍、竹子、石頭伺候。這麼一來,追打野狗便成為教會小朋友週日的遊戲。可是,這隻狗說來奇怪,無論我們怎麼趕都趕不走。打牠,牠就是離開一段距離,趁人不注意時又溜回來。即使不餵食,牠就是死賴著不走。說實話,我身為宣揚愛心、傳佈真理的「傳道師」,也不知留下多少個腳印與竹子打傷的絡痕在這隻癩痢狗身上。現在回想起來,真是慚愧無比。


一段時間後,無異間發現,教會主日學的小朋友們在受到大人鼓勵,追打野狗的行動下,每位小朋友們打法越來越粗暴,無形中性情也跟著暴力了起來。當每週日兒童主日學課堂上,老師們在台前講關於「包容」與「愛心」的故事時,小朋友們則在台下相互的謾罵與追打,老師怎麼勸都勸不來。


有一個禮拜天早上,一位長老看到這隻癩痢狗躺在教會正門邊,瞬間憤怒地叫罵著: 「Kin-yaqeh! qotux sknux na hozin qani, qelun misu balay lwah!」(泰雅語:你這隻可惡的臭狗,我非要打死你不可!)長老不知從那裡拿來的一根粗木棍,二步變一步快速地朝向這隻狗身上打下去。我想,如果這麼一打下去,這隻野狗不死才怪。當長老的木棍還未舉到至高點時,野狗機警、快速地往我這兒跑來。長老尾隨在後。就在離我半步的距離,這隻狗突然停了下來,全身趴在我正前方,不停地顫抖,頭朝著我看。我清清楚楚地看到,在牠的眼眶裡有淚水。牠那深切哀求、驚嚇的眼神直視著我,彷彿我是牠狂濤駭浪中的一塊舢舨或浮木一般。我從「認識」這隻癩痢狗的第一天起,從來沒有正視端詳過牠的容貌,今天是我與牠距離最近的時刻。再虛偽、再沒有愛心的自己,看了那雙濕漉漉懇切哀求的眼神後,下意識地阻止了長老的棒打。我肯定地告訴長老說:「不要打牠,我要正式收養這隻癩痢狗。」長老愣在那兒,一時說不出話來。


接下來一個多月的時間,我親自為這隻狗洗澡治療。一開始,牠身上毒瘡腐爛的惡臭讓我受不了,好幾次大量嘔吐。狗身上的蝨子之多令我驚訝!經過藥物治療後,爛瘡逐漸癒合,毛也長起來了。


溫暖的春天到來,替羅浮教會四週的山巒換上一套美麗清新的綠衣裳。教會外的菊花正綻放嬌艷的花蕾,提供蝴蝶公主與蜜蜂王子一個美好的空中舞池。


這隻曾經患了皮膚病的癩痢狗痊癒後,變成了一隻英挺好看的公狗。黑白相間的毛髮長滿了全身,在陽光下閃出亮光。看過的朋友們幾乎都喜歡牠,靠近牠,主動餵食。癩痢狗變成吸引人目光、受人喜愛的狗了。


家中三個孩子提供許多名字,小雄、金剛、吉米⋯⋯。我卻獨斷地硬要給它取名為—拉撒路。孩子們希奇又不服氣地問:「叔叔!這什麼鬼名字呀!」我於是耐心地告訢孩子們這一則聖經故事:

「從前有一個財主⋯⋯每天過著窮奢極侈的生活。同時有一個討飯的,名叫拉撒路,渾身生瘡;他常常被帶到財主家的門口,希望撿些財主桌子上掉下來的東西充飢;連狗也來舔他的瘡。後來這窮人死了,天使把他帶到亞伯拉罕身邊。財主也死了,並且埋葬了。財主在陰間痛苦極了。」(〈路加福音〉十六章19-23節,現代中文譯本)

講到這裡,我簡略地向孩子們交代說:「《聖經》中的拉撒路身上長滿毒瘡,死後卻在天上過著幸福的生活,因為他的疾病被醫治,更重要的是他的靈魂也得救。我們這隻狗也曾經長過瘡,認識我們後才得著醫治。他們兩個的遭遇是這麼地相似,不如就叫牠『拉撒路』吧!」在我半強迫,半推銷之下,三個孩子勉強接受。於是,癩痢狗正式正名為—拉撒路。

我家的狗—拉撒路,於1996年深秋被不知名人士下毒身亡,我們叔姪四人也在那一年搬離羅浮教會。我轉任到桃園都市的一間小小原住民教會—擔任龍泰教會的傳道師。我懷念拉撒路,牠用牠的餘生讓我這一位「財主」,看見自己的虛偽與有限,也學到了悔改、尊重與關懷。求主繼續赦免我、教導我,看在我裡面有什麼惡行沒有,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單純、可愛、忠實的狗—拉撒路,我們全家,吉娃斯、哈娜、哈告和我都好懷念你,懷念你與我們同在的每一時刻,願你安息。

本文出自:《編織家園》

作者:歐蜜.偉浪、林益仁

出版者:主流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年10月下旬

沒有無用的磚石,沒有無用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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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歐蜜.偉浪(Omi Wilang)

到底是神學院,還是農學院?

1984年,我與林慶台順利考進玉山神學院。我們的學歷僅只國中畢業,必須先讀兩年的「預科班」,結業後才能進入四年神學系的裝備與訓練。

記得註冊那一天,有學長告訴我們:「沒錢註冊沒關係,可以分期支付,學校會有很多打工的機會,到學期末還完就好。」我聽了深深鬆了一口氣,因為當時身上沒帶什麼錢。從那時起,第一年入校到畢業,大部分註冊費用都是靠自己打工,以及國內外愛心奉獻者的捐獻,才能一學期一學期完成學貸的壓力。

學長接著又告訴我們說:「要順利完成註冊,第一關最重要的是:檢查您的鎌刀、鋤頭、斗笠、雨鞋,這些缺一不可。」我跟慶台好納悶,過去在深山生活工作,好不容易才擺脫鎌刀、鋤頭、斗笠、雨鞋,怎麼到玉山神學院還要當農夫呢?心裡不時嘀咕著,來玉神(玉山神學院簡稱)不是讀聖經、祈禱、默想、培靈、唱詩以及認罪悔改的地方嗎?怎麼還要浪費那麼多時間來工作?不如神學院改為農學院好啦!雖然心裡有不少的抱怨,既然人都來了不妨就先適應看看吧。

玉神座落在鯉魚潭湖畔。鯉魚潭是一座美麗沈靜的湖泊,伴隨著一片青翠的草原。校園不大,兩棟男女學生宿舍分別在校園左右兩側,外加一小棟我們稱之為「白宮」的夫婦宿舍,還有一棟三層樓教育大樓及辦公室,其它則是教員宿舍。我們每天清早要進行個人或是團體靈修,早餐後即打掃清潔環境。每週三下午半天是勞動日,每個人都要身穿工作裝,帶著個人的工具,到被分配的組別,再由小隊長負責帶隊工作。

玉神校園上方處有三公頃的竹林及銀合歡區域,又有一塊緊鄰女生宿舍邊好幾分地大的柑橘園,還有一塊往隔壁崇光部落約二十公頃、栽種著銀合歡的承租地。除了整理這些土地清除雜草外,學校也飼養了上百隻雞。我們學生要打掃雞寮,也要學習替雞群接種疫苗。這些工作對我而言是輕而易舉,但我在內心深處卻極度不滿校方的安排,認為是另類壓榨及消費我們原住民青年人獻身的熱情與精力。

開學典禮那一天,楊院長的講道中有一句話深深吸引及打動我的心:「身為上帝未來的僕人,要聽見部落的吶喊,看見部落的痛苦,並要像摩西一樣帶領自己的族人出埃及。」這句話,不就是潛藏我內心已久,對我那還未能解放的心靈桎梏的解藥嗎?就在院長短短的講道篇裡,得著這麼大的釋放與信心,我在內心誠心地感謝主上帝。

圖/王怡慧

和院長一起勞動

玉神每學期有五天的勞動事奉週,不只是學生,院長和老師也都要身穿工作裝、帶個人工作用具,進行工作勞動。勞動部長從「牧羊會」(玉神的學生自治組織)中選出,工作及人員分組都由勞動部長安排及指揮。人高馬大的布農族勞動部長L安排我與楊院長和幾位同學組成砌石牆小組。我們堆好了所需的大小石頭,再與院長互對攪拌水泥,好固定斜坡上的石牆。把幾擔子細沙加上碎石,再加上一包水泥,挖出一個大濠溝加水,接下來我便快速地與院長對翻,左到右,再右到左,中間不能休息,一氣呵成,否則水泥漿一旦流失,不但浪費,固著的比例也會自動失效。

楊院長雖然高大,但他靈巧堅硬的骨架子,與我的速度與力道真的難分軒輊, 我們汗流浹背來回重覆兩次沈重的翻水泥工作,勞動部長L學長不時在院長旁邊說:「院長還可以嗎?要不要換我來翻攪?」待我與院長完成這一階段工作後,院長將圓鍬放在一旁,用頸上的毛巾擦拭滿臉汗水,再叫L學長到前面來,細心又耐心地告訴學長說:「你現在是領導的人,領導者不應該感情用事,只為一個人或一件小事而放掉全體、全面在運作的事和人員,這樣的領袖是不及格的,你要站在制高點來看,並且細心地掌握每一個部門的進度和境況。」這位勞動部L學長似懂非懂,悻悻然地離開了我們的工作區。

在工作中,楊院長告訴我說:「游同學,在玉神這個大家庭,靈修、默想以及勞動是非常重要的功課,你們學生一定要好好地學習。」我聽了楊院長最後那一句「勞動是重要的功課」,頭腦也跟著剛才那位大學長一起迷糊了。

再見了,我的彈弓

在玉神沒有太大學業上的壓力,與來自全國各族群同學生活非常歡喜快樂,因為同為原住民,幽默感十足、熱情浪漫、開朗又單純。有一天,上完了當天下午的課,我一個人走到教育大樓頂樓,從口袋拿出預藏的彈弓及幾顆小石子,瞄準正在檳榔樹上享受小果子的五色鳥。咻一聲!準確地射中那隻鳥,牠直落到一樓辦公大樓的走道上。我快速往樓下奔跑,想拿到男生宿舍把牠烤來吃。當我衝到一樓走道,發現那隻五色鳥不偏不倚地落在辦公室最後一間—院長室門前,顫抖地揮動著牠的小翅膀,楊院長就站在這隻鳥旁。

院長看到我便示意要我過去。我十分害怕。院長看著低頭的我,說:「游同學,這隻鳥是你射的嗎?」我誠實以對:「院長⋯⋯是我射的。」楊院長又說:「你為什麼要射牠呢?是不是我們學校廚房提供的飯菜不夠你們吃飽呢?」我趕緊回說:「夠!很飽!很多!」院長又回我說:「既然吃飽了,可不可以不要再打這麼漂亮的鳥?就讓牠自由地在學校的校園飛翔好嗎?」我點頭回院長說:「好!」回到宿舍重新回想,我剛才純粹是有種想吃燒烤野味的衝動,以及享受射擊瞬間的快感,真的絕對不是吃飽的問題。想到院長簡單易懂的教導,反省自己,既然來到神學院接受屬靈的操練,應該展現更大的愛心才對。當天傍晚我就把彈弓丟進燒熱水的火爐裡去了。

結識多奧.尤給海

在玉神,每週有一個時段是各族學生以族語禮拜及交流的時間。跟我同時入學的神學系一年級生當中,有一位來自新竹五峰鄉的同學,多奧.尤給海,漢名叫黃修榮。在泰雅學生會中,多奧的母族真是不簡單!遠遠強過當時所有泰雅族學長姊們。

多奧睡在我的上舖。每天回宿舍休息時,他總是扯著大嗓門,向我及同學們大談他的原住民族主體論述。多奧的這個習慣不只是在宿舍,只要在校園任何各角落有同學聚集的地方,他都會大肆宣洩對原住民現況的不滿,批判政府的不公不義。

第一學期,許多同學們一見到多奧就閃得遠遠的。有時大夥正興高采烈地在校園一角聊是非八卦,多奧同學一走過來,那一團立即化整為零四處逃散。

多奧年齡大我們十幾歲,他進入士官學校一直到部隊退伍,回鄉工作幾年後才報考玉山神學院。有一回,我和幾位泰雅族好同學在宿舍聊得正起勁時,多奧突然出現,劈頭一句就大聲開罵:「幹!你們認為國歌是真的嗎?搞清楚,那是黨歌耶!國旗呢?那也是黨旗啦!國家政府搶走我們Tayal(泰雅)族的土地,我們要靠教會及信仰的力量把它拿回來!」

我們這幾位泰雅族同學聽了好不舒服,這樣子那裡像個神學生,以後要如何當牧師?帶領更多人認識耶穌基督歸信主呢?我們泰雅族學生Losing Yumin、Tingting Payan、Loyo加上我,四個人決定找個時間好好教訓這位邪惡又不馴服的怪同學。

有一天傍晚,我看到多奧大剌剌地睡在我的床舖上。他挺著圓滾滾的大肚子,不時打著巨大的鼾聲,我們四人決定在那一天下手。我們預備了一個大麻袋,準備將多奧裝入麻袋裡痛打。由他們三位先到宿舍旁燒水的大火爐後面埋伏,派我去叫醒多奧,引他到埋伏的地方,集體圍毆教訓他。

我挨近多奧床沿,大聲叫他。他睡得很熟,我用力推他身體,他才意興闌珊地起床,一看到我便說幹嘛?我說:「外面有人找⋯⋯」我的話還沒說完,多奧又開始說他山上原住民保留地及 Qyunan 傳統土地的問題,我怎麼聽都聽不懂他在講什麼,但多奧就是有這種傻勁,他突然話鋒一轉,談到了他父親如何被林務局栽贓,抓去監牢關,他母親如何辛苦養育他們,他自己在這種苦悶的日子裡如何對教會有所期待,所以才來報考玉山神學院等等。

在談話過程中,數次看到我正對面玻璃窗外,那三名泰雅族同學緊張的面孔對著我。Losing 示意催促我將人快帶出來,旁邊較矮小又健壯的 Tingting 一直猛拍自己的臉,表示太多蚊蟲,要我加快動作。但是我聽得入神了,鄰近其他同學也開始靠過來聽。到最後,連外面原本準備聯手毆打多奧的泰雅族同學們,也一一被多奧豐富又有炫染力的口才吸引住了。

他所述說的每一件故事,對我是那麼地熟悉!因為我父親也曾在林班地上,砍了一些桂竹,被送進桃園監獄關了六個月。 大家乖乖地排坐在大通舖上,聽多奧說話,就像小學生聽老師講故事一樣地安靜。多奧具備了豐富的泰雅傳統制度與山林知識,他的筆鋒非常銳利,他的文章在軍中得過獎。他告訴我,所有的知識都來自大自然、部落、族人以及 Le-Utux Kayal(天神/上帝),最重要是隨時保有一顆開放、謙卑的心靈,各種的知識就會進入你心中。多奧的風趣多聞,從一開始是全校最討人厭的壞學生,到成為最受歡迎的好同學、好朋友、好兄長,其中轉換與落差真的好大呀!

高俊明牧師與泰戈爾

休假回家時,遇到不少同儕朋友,每個人都在炫耀個人的學歷:省中、大學、專科學校。等到我說我在「玉山神學院」時,好朋友們齊口說,從來沒聽過這個學校。此時一位在鄉公所服務的叔叔輩部落族人現身說:「這個學校不算什麼學校,因為政府沒有給予立案,加上這個是反政府姓高(高俊明)的院長成立的假學校⋯⋯。」我聽了好難過、好心痛。

在部落幾天,我的母會老牧師 Lebin(陳榮敏)牧師及我父親 Wilang Hayung 牧師看到我,便大談過去他們的恩師及啟蒙者高俊明院長,及當時任教師的楊啟壽牧師,他們的學識是如何淵博,信仰是如何堅定,人格又是如何善良,愛原住民族如同愛自己的家人般地愛護與培育。

這兩股聲音在心裡不時激盪著。但是因為我個人對前院長高俊明牧師實在太陌生了。回到學校,我努力在學校小型圖書館內閱讀散文、傳記及信仰書籍(我特別喜歡個人的生命見證),無意間翻到高俊明牧師為了紀念玉山神學院設立二十週年,所寫下的〈山上的花園〉禱告文:


「我們在天上的父神,願使這烏雲籠罩的荒山幽谷,變成,百花盛開的花園。那兒有,真理的花,公義的花,聖愛的花,信仰的花,盼望的花,安慰的花,和平的花,喜樂的花,勇氣的花,勝利的花,贖罪的花,復活的花,盛開著。願它的馨香流芳遍地,直到萬代。奉耶穌基督的名祈求,阿們!」

我讀了前院長高牧師的詩,可以感受到高牧師及楊院長共同努力在這荒蕪之地建構並實現一個「原住民神學花園的夢」,感慨自己學歷及知識和能力太淺薄,寧可當這座花園裡的小草,以印度詩人泰戈爾所說:「小草你的步履雖小,但卻擁有足下的土地」來鼓勵著自己說:「Omi(歐蜜)你的能力雖小,但卻擁有比大地還大的上帝的慈愛與憐憫。」

沒有任何東西是無用的

預科二年日子很快就過去。隔年我以正式生的身分就讀神學系一年級。當時學校還有音樂系及基督教教育學系。楊院長及夫人總是穿著樸素,即使是重要時刻,或有貴賓來訪時,院長也永遠是那一套不知穿了多少年的灰色西裝及褲子。但是因為院長高大又英挺,雖然身穿舊西裝,卻更顯出高貴紳士與屬靈長輩高雅的氣質。

楊院長如同傳說中的前院長高俊明牧師一樣,奉行簡樸生活。在玉神極其有限的資源中,沒有任何一件東西可以浪費掉。

在校二年勞動工作,很多時候會被分發去拔彎曲生鏽的釘子,把釘子放在平坦的鵝卵石上,用鎚子敲平,再依釘子大中小分類放置在不同盒子中。有時也會被分配去將一堆雜亂廢棄的木板及木條,一一清理並截掉腐爛的部份,依大小尺寸分類擺放在工作室內。被截下來的壞的木板木條,也要收進大袋子內,送往宿舍當柴火燒水用。有時也會處理舊的防蚊紗網,逐一將破損的部份剪掉,留下好的部份存放著。大大小小的石頭更不能隨意丟棄,要堆放在一起。學校技工師都遵照楊院長指示,來處理每一件事情的步驟與方向。

學校打工項目非常多,我們較窮的學生會善用課餘時間打工。女學生會在圖書館或是學校電話總機擔任接線生。此外還有修理方面的工作。例如補男女宿舍及教員宿舍破紗窗,就充分運用收集整理過的舊紗網來補換,清洗過的紗網彷彿如新的一樣,其功能與新紗網不分上下。若是隔板或桌椅壞掉,我們也會用整理過的木板及木條來換補,而發揮重要連結與穩定功能的釘子,就用之前分類好的回收釘子來固定。當校園斜坡出現崩坍的地方,就運用平時存置的大中小石堆,依其重量、型狀及三角固定放置方式,一層層堆砌成堅固的石牆。

在校多年後,這些勞作讓我親身體驗與實踐後,深深體會到前院長高俊明牧師及楊院長的用心良苦。在玉神沒有任何東西是無用的,更沒有任何一名學生是多餘無意義的生命體。因為兩位院長立校與教學的目的,就是因著耶穌基督的救恩與慈愛,將舊的老我成為新造的人。楊院長在師生禮拜講道中提到彼得前書二章7節:「匠人所棄的石頭,已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鼓勵我們每一位學生要以原住民為榮,更要看重自己,因為上帝呼召使用的都是重要的器皿,未來引領原住民出埃及。聽到這裡,我越來越能清晰地—找到了自己。從此再也不自卑於自己的學歷與能力,更要以這間沒有被國家政府承認,校舍簡陋師資有限的—玉山神學院為榮為傲。

玉神泰雅福音詩歌團

在1939年那篇著名的文章《無用知識的用處》中,弗萊克斯納這樣寫道:「時至今日,『實用性』是我們評判某個大學、研究機構或任何科學研究存在價值的標準。但在我看來,任何機構的存在,無需任何明確或暗含的『實用性』的評判,只要解放了一代代人的靈魂,這個機構就足以獲得肯定,無論從這裡走出的畢業生是否為人類知識做出過所謂『有用』的貢獻。一首詩、一幅畫、一部交響樂、一條數學公理、一個嶄新的科學發現,這些成就本身就是大學、學院和研究機構存在的意義。」(參考:https://kknews.cc/science/34a6jb8.html

在玉神越久,自我內在解放越清晰、越自由。儘管許多玉神入學生是一般升學考試的落榜者,或是經濟和社會上的邊緣人。但到了玉神,無形中會有一種力量甦醒沈睡已久的自己,相信這是聖靈保惠師奇妙的作為!

本文出自:《編織家園》

作者:歐蜜.偉浪、林益仁

出版者:主流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年10月下旬

歐蜜.偉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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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原住民宣教委員會幹事/牧師
  • 2.國立政治大學土地政策與環境規劃碩士原住民專班
  • 3.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委員
  • 4.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第9屆理事
  • 5.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參事
  • 6.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第一屆委員)
  • 7.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董事
  • 8.桃園市原住民族發展基金會常務董事
  • 9.台灣原住民族部落行動聯盟秘書長
  • 10.泰雅爾族民族議會秘書長
  • 11.台灣原住民族政策協會監事

牧會,深入部落面臨的問題

文:歐蜜.偉浪(Omi Wilang)

成為「未婚爸爸」

1992年,大哥與大嫂離異。大哥自從大嫂離開後,像失了靈魂一般自我完全放棄,完全不像以前我們認識的勤勞、踏實又顧家的大哥。以前我們家中,父親牧會沒有太多收入,母親在一小塊田中種植蔬菜,很長一段時間都是大哥負擔家計,把我們六個弟弟妹妹養大。然而這樣的大哥,在多年來承受了太多痛苦之後,變得脆弱、怨天尤人,再也無法為家庭付出心力,只有酒是大哥最好的良伴。這其實是我們那個時代,許多部落族人共同有過的生命路徑:生活的艱辛,社會的不公。他們被社會規則壓制在最底層,無望脫離貧困。為幫助家人而付出之後,自己也消磨殆盡了。當時的社會偏見經常認為,原住民就是天性酗酒。其實,我的大哥在酗酒之前,也曾經是個顧家的好青年。


大哥的三個孩子幼小無助,年邁多病的父母親勉強接下扶養的擔子。在這段不安的日子裡,大哥不只是沈溺於飲酒和無所事事,有時苦悶不穩定的情緒爆開,不是找小孩麻煩,就是找父母親爭吵。父母親身體及精神受到大哥情況的折騰,加上扶養三位幼童,以及沈重的農務,使得兩位老人家頻繁到醫院報到,處境很令我擔憂。

歐蜜成為「未婚爸爸」


數月後我由神學院畢業,主動與父母親商討,決定由我來扶養這三位小孩。畢業前夕,得知 Knyopan(羅浮)教會向中會申請,讓我到該教會牧養,經泰雅爾中會中委會商議決定後,指派我到 Knyopan 教會牧會。於是我偕同姪女 Ciwas Losing(吉娃斯)、Hana Losing(哈娜)及姪兒Hakaw Losing(哈告)搬進教會教師會館,展開我們新的生活。

教師會館總面積大約十二坪,兩間小小房間及室內廁所,沒有廚房,只在廁所旁擺設一張陳舊的餐桌。第一個禮拜,父親將山上老舊的鐵皮工寮拆了,將一片片鐵皮全部運到羅浮教會來,我們父子倆合力建造起一個簡易的臨時廚房。不過更傷腦筋的,是用水問題。

不平等的水源問題

屬於泰雅族 Msbtunux 流域的 Knyopan(羅浮)部落。早期,居住於當地的住民百分百為純泰雅族。但漸漸地,漢民族也漸進搬遷到羅浮地區。羅浮部落因為地勢平坦,交通方便,鄰近又有小烏來瀑布、風動石、東眼山森林風景區、義興梯田,與橫跨大嵙崁溪的復興橋及大利幹吊橋等。因此也吸引建商也在這裡投資建置了好幾棟公寓住宅。但是,這樣一來,住民頭痛的民生用水問題就更加嚴重了。


連續幾週都用購買的礦泉水煮泡麵解決三餐。為了方便起見,經長執同工及會友同意後,以有限的預算購得簡易水管材料,自行上山接引水源。教會有三位會友自願與我一起完成這項工程,彼此也約定好,下週一開始動工。在這之前,一位教會長老建議我最好要事先上山,勘查地形與水源確實的地點。


一早,這位熱心的教會長老 Tazin(陳文輝)配帶全副武裝—刀子、鋸子到牧師館敲門,我聽到後,趕緊快速地穿戴工作服裝一起上山。從羅馬線(羅浮往關西鎮馬武督公路)路旁第二個轉彎處,直接進入山林。我們倆沿著山澗攀登而上,繞過巨石,穿過竹林與多刺的藤條,突然間,眼前橫檔高十幾丈的石壁。沒路可走之下,我問長老怎麼辦?還沒看到水源就沒路,我們不可能無功而返吧?Tazin(陳文輝)長老輕鬆自在地說:「不要問路怎麼走,泰雅族人只要在山林裡,到處都是路。」


聽來,以為是老人家開我玩笑,待我回神過來時,Tazin(陳文輝)長老這麼一大把年齡,居然已經沿著一棵靠近石壁高大的巨樹爬了上去,站在上方對我說,照他所走的路線爬上來。我只好硬著頭皮移動自己多肉又遲緩的身軀,努力往上爬。爬了一定高度時,又看到 Tazin 長老靈巧地抓住一條藤子,雙腳離開樹幹,實實地貼附在石壁上突出的地方,然後利用雙臂與腳力,輕盈地將身子蹬上石壁最頂處。說實話,我內心深處一直告訴自己放棄吧,就讓 Tazin 長老笑話自己也無妨。可是又想到自己初到羅浮部落,這件事必定會傳遍整個部落。於是心一橫,盡最大的力氣支撐早已佈滿汗水與不時顫抖的身子,緩緩地,沿著Tazin長老的路線,憑著短暫的印象,依樣畫葫蘆地做。


為了不讓老人家笑我是個不重用的泰雅青年,我死命地出力,提醒自己,儘量別往下看,「這是小事一樁,別怕,別怕」。緊張使我心跳加速,心臟跳動的聲音與顫抖的手腳,導致枝葉傳來沙沙的聲響,活像探險電影中每到情節扣人心弦、緊張萬分時的那種音效。老人挺善解人意的,故意岔開我的注意力,說: 「 歐蜜傳道師,我已聽到水聲了,好像快到水源地囉? 」


我深吸一口氣,試圖平靜自己,確實聽到有細小微弱的涓滴聲傳。我緊張的心情頓時和緩下來,慢慢地保持住平衡,努力將身驅往巨石頂處擠過去。老前輩堅固的手伸了過來,緊緊握住我了的手。我終於「攻頂」成功了!


感謝主,平安、順利地攀爬到長老身旁,原以為長老會誇獎我,但長老好像什麼也沒發生一般,待我平息好氣息後,長老一句話:「Cila la!(我們出發吧!)」雖然我是教會牧者,但森林裡是長老的場子。長老在有意無意中展現出部落耆老及獵人的性格,我也很認分地順服長老的命令。


走了一大段路程,我們兩人揮灑著汗水及間斷急促的氣息,我實在撐不住啦!只好心虛地告訴 Tazin 長老說:「長老,高台風景不錯,不如我們暫時休息一下,順便欣賞一下這附近的風景如何?」其實,長老早已看出我的窘狀,貼心地回答說:「真的風景不錯,我們就在這裡休息吧!」。


滿頭大汗之餘,想趁機偷個懶,從巨石頂的至高處欣賞一下山澗的風景,卻發現一件令我心痛、生氣的事,就是好幾棵百年巨樹無故被砍倒。經Tazin長老告知才清楚原因,他說:「因為原住民在外沒有工作了,很多從都市回來的原住民同胞會跑到山上找藤心來賣,聽說價錢很高。」我再追問長老,拿藤心就好了,為什麼還要砍樹呢?長老回答說:「因為藤心通常生在極為陡峭的山壁間,況且藤心本身長有銳利的刺,採藤者為保護自己,絕不會親自爬上去取藤心,在難度較高的地方,都會在藤心上方處找尋一棵可砍倒的巨樹,以順勢壓低藤心至離地面接近的距離,再予以採集。」在原住民同胞們的生活困境與環保意識之間,我的內心產生極大的悲哀與矛盾。


帶著低落的心情抵達水源處,環觀四周,有將近百條以上大小、粗細、顏色及規格不一的水管。橫的、縱的,沿著石壁與山澗溝間或用綱線吊在山壁兩端,引水下山。我們花了很長的時間尋找未被發現的水源地點,實在困難重重。原來地方上的幾家有錢漢人,幾乎佔住全部的主要水源。他們用四、五英寸不等的粗水管,將水引出,在約十公尺處,注入水泥製的大、中、小型蓄水池中。除了粗水管外,還有數十條無名指粗細的塑膠小水管,從其他較小的水源處,同樣將水集中到蓄水槽。再由這蓄水槽輸出手臂一般大的水管到自家裡。


我們兩人努力地翻動山澗石頭,挖掘左右兩邊的濕地。一度聽到細小水流動聲,高興且自信地叫長老上來看,以無比興奮的心向長老說:「我找到了,水源我找到了。」當長老來到我身邊,不以為然地用手上的木杖,撥開層層腐爛的葉子,就從我腳下拉出一條細如無名指般的管子,正插在方才聽到細微水聲之處。我氣不過,順著細管而下,又是接到那一家有錢人的蓄水池裡。更氣人的是,從巨大蓄水槽的蓋頂上,水正在不斷地滿流而出。


在巨大蓄水槽頂上,又有人利用破舊及各種類不一的水管來迎接這多餘的水。那些破舊的水管,多半為有錢漢人丟掉的、長短不一的管材。這些被回收使用、或極為廉價的水管材料,大熱天很容易產生苔蘚而阻塞。使用這些水管的,都是原住民。更奇怪的是,原住民要用這些水管,去承接從水槽頂端滿出來的多餘的水,還要經這位有錢的商人同意才能獲准使用。


一趟探勘水源之旅,讓我感受到有錢人的貪得無厭。而貧窮者想盡各種方法,也得苟延殘喘面對每一天。求主施行的憐憫與公義,叫世人重新得著一顆清潔、簡樸、慈愛與飽足的心,更加能體會到上帝賜予泰雅族美好的文化,即是分擔與分享的精神。期待本部落社區住民們能在生命裡,吸納我族這寶貴的文化精神。瞭解救主耶穌基督犧牲的愛。

本文出自:《編織家園》

作者:歐蜜.偉浪、林益仁

出版者:主流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年10月下旬

鹿港小鎮的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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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歐蜜.偉浪(Omi Wilang)

往下巴陵的路上

離開鶯歌,抵達大溪,立即轉往公路局總站,買了張往北橫後山終點站—下巴陵的車票,等待著一個半小時一班的公車。站前右側牆面前,蹲著一位紋了面的泰雅阿公,嘴裡叼著用桂竹根部自製的菸斗。他從特製小袋子裡掏出一片曬乾的煙草,拿在手上輕輕搓揉,再滿滿地塞進菸斗內。枯黃的手再從小袋子拿出火柴盒,熟練地取出一根火柴棒,劃過盒上黑色的磨砂,瞬間燃起小火光。菸斗隨著耆老側著臉而傾斜,以方便點燃煙草。耆老用力吸吮著初始被點燃的煙草,幾次吞吐之間,在耆老深深吸一大口之後,煙斗上整面煙草被完全燃燒成鮮紅的圓球狀。經過一口深層的吸取,紋面耆老吐出濃濃的煙霧覆蓋了他的面容。

公路總站有四排塑膠座位,每排可坐六個人。第一、二排有幾位白浪(泛指所有非原住民的人)坐著,但還是有一半沒坐滿。車站外仍有不少泰雅族人或站或蹲坐在路旁。另外,坐在第三、四排座位的,明顯看得出是部落族人。其中一位中年婦女正替襁褓中的嬰兒餵母乳,她的身旁放著麻製的布,圓滾滾地塞滿了東西,我猜想,可能是下山購買山區生活的必需品吧!


車站外有四、五位族人席地而坐,正中央放了二瓶紅標米酒,一包花生米,和用塑膠袋包好的豬頭皮之類的小菜,風趣的對話及開懷暢飲、佈滿了笑聲的場景,若閉著眼聆聽那氛圍,以為是盛大又熱鬧的午後野餐盛會。另一邊,有兩位部落青年人手持幸福牌黑色卡式收錄音機,正播放著羅大佑的《鹿港小鎮》。兩位原住民青年隨著羅大佑強烈壓抑的聲音和口齒不清的中文旋律左右擺動著:「假如你先生來自鹿港小鎮,請問你是否看見我的爹娘。我家就住在媽祖廟的後面,賣著香火的那家小雜貨店。⋯⋯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鹿港的清晨,鹿港的黃昏,徘徊在文明裡的人們。」此時,我的思緒也跟著悠悠漂浮到那既熟悉又陌生的—鹿港小鎮。

鹿港的家庭外銷加工業

巴陵國小畢業那一年,擔心未來進入國中就讀沒有生活費,為避免受到同學們的揶揄,便偷偷摸摸將父母親烤乾的一袋香菇帶到山下白浪店家換錢。當時,有來自中部的白浪叔叔開車到部落尋找童工,隨車已經跟著多位來自外縣偏鄉部落的小孩。我沒經過父母親同意,就跟著這位白浪叔叔下山工作賺錢。當時這位叔叔告訴我說:「到我們彰化鹿港工作很輕鬆,工廠提供免費的伙食與住宿,做滿一個月可以領很多的錢。」我聽了覺得頗吸引人,立即答應。


抵達鹿港老闆家時已經很晚了,白浪叔叔安排我們住宿的地方是一個大的空間,沒有床舖,空曠的地板用草蓆舖平,每個小朋友有一個小棉被及一個枕頭,這就是我們十幾位小朋友們睡覺及休息的地方。由於在山區部落生活,也經常會為了釣魚或是到深山種香菇,找個靠岩壁、或是河邊平面石板、或是沙堆的地方,割些芒草或鬆軟的雜草當成墊子,照樣一覺到天亮。工廠這樣安排我們住宿的地方,在當時的我認為很舒適了。


清早,一鍋稀飯、大饅頭、肉鬆和幾個魚罐頭,是我們豐盛的早餐。餐後,我們被帶到宿舍旁一個百來坪的鐵皮屋、四面開放的廠房。我們這一群來自南投、苗栗、新竹及桃園縣山區的小孩,有兩位較年長的大哥哥國中不讀書在這裡工作快一年了,由這兩位兄長按老闆指示安排我們到工作位置就位。


簡陋的廠房裡,到處散落堆積著廢竹料。廠房外的空地上,放著大量完整一把又一把的桂竹,由苗栗來的兩位同學負責將一把綑好的竹子,搬運到第二關給來自南投的同學。南投同學利用切割機,按老闆教導,截成一定長度,再將截好固定長度的竹子放置到第三關我所負責的部門。我雙手緊握著一根截好完整的圓竹子,送進可以剝開一條條固定寬度竹條的機器,再把加工好的竹條送到由來自新竹的同學負責的另一個機器,他將條狀的竹子去除硬皮,留下一定厚度的上層竹條,再交給工廠幾位中年師傅處理編成一張張漂亮的竹窗簾。


聽工廠一位中年師傅說,我們的產品會銷到日本,深受日本喜愛,工廠很賺錢。當時不少鹿港鎮郊外的家庭都開了這種竹窗簾小型工廠,但是要在當地找工人並不容易。據說一名當地成人的薪水可以抵我們四名來自山區原住民小孩的工資,而我們的工作量及實力也不輸當地工人。

翻攝自非凡新聞


早上,我們分成二組將編好的竹窗簾滿滿裝上大板車,約有一個半大人的高度。板車最前面有一條左右後方綁好的帶子可以斜掛在肩上,左右手緊握台車拉桿—它的重要性就如同車子的方向盤,可以操控方向。我們輪流到最前面操控這部車,其他同學則在左右兩側以及後方用力往前推。


或許工廠訂單變多的關係,一大早天還沒亮,老闆便叫醒我們,拉板車將半成品的竹窗簾送到好幾公頃大的墓園曬乾。完成後回廠吃早餐,再接著開始工作。當然,近傍晚時分或是天候轉變時,就要到墓園快速收回那些竹窗簾。

鹿港也不是我的家

過了二週,老闆無暇細心照顧我們,可能工廠內外業務全包在他身上,所以他忙得不可開交。我們的生活全由老闆的妹妹負責,她是一位從不給我們這群「番仔」孩子好臉色的女人。記得,有一位來自南投的同學不知道說了什麼話,讓老闆妹妹生氣,穿著皮鞋的老闆妹妹用力朝同學下部位踢,害得這位同學痛到在地上打滾。我們小小心靈害怕又不敢生氣,連被踢的這位同學也默默地接受了。


我們在鹿港都被稱為「番仔」,特別是當我們推著台車路過幾個住戶時,當地小孩們都會高呼「番仔來囉!」,而大人們看待我們也並不友善。有一天,可能我們小孩子嘴饞吧!工廠不曾給我們任何零食。當我們拉著板車到墓園放完竹窗簾回程路上,看到一棵結滿龍眼高大的樹,同學們起哄著:「歐蜜,快爬上去拿些龍眼來吃吧!」 為展現我爬樹的能力,我輕易地爬到一定的高度,用右手拉住一個結滿龍眼的枝條,再用左手折斷一串龍眼細枝子,丟給底下的同學們,他們快速又快樂地享受著龍眼的美味。等我第二次將攀折的龍眼往下丟時,居然看不到任何一位同學在樹底下,只是突然發出一聲:「幹!番仔!」我還來不及瞭解狀況,屁股已經被曬衣服的長竹杆刺到,我下意識地轉到樹的另一邊,迅速往下看,應該是這棵龍眼樹的主人吧!他快速從枝幹間收回竿子,再轉到樹的另一面對著我猛刺,口中咒罵著「幹!番仔—互恁死!」我怎麼可以任由他來刺傷我呢?腦海裡快速閃過赤腹松鼠的技能,牠的身體永遠不會直接面對敵方,利用快速移動並閃到樹的後面,然後逐漸往下以便於尋找另一個枝條安全逃逸路線。這個靈感一來,我用餘光看準對方,雙手抓住下一個枝幹,快速轉移到樹的背面。等他收回長竿轉到我的正面時,我再重複剛才的技能往下降。接近對方時,看準他後方一個離地最近的橫枝幹,奮力地跳過去,雙手抓住枝幹用全身的力量往地面俯衝著地,不顧一切地朝工廠方向奮力跑去。接下來的下場就是被老闆嚴厲責罵。


在這家工廠工作,我們越來越不快樂與不安。有一件重大事件發生,讓我跟一位來自新竹的同學萌生逃走的念頭。我們從墓園回工廠途中,經過一家住戶,這家住戶與馬路間圍著一道磚牆。聽說這一家的小朋友喜歡爬上圍牆,坐著觀看經過的人車。那天我們經過那裡,抵達工廠約莫兩小時後,才從村民口中傳出那小朋友從圍牆上跌落,頭部撞到水泥地面,昏迷不醒。因為這事件,老闆聚集我們廠內所有原住民小朋友,大聲訓戒我們說:「我聽到村民跟我說,這小朋友從圍牆跌落就是你們這一群『番仔』幹的……」說到這裡老闆怒不可遏大聲斥責:「幹!是誰?還不誠實說,如果你們不承認,這幾天派出所警察會來找你們,到時候你們有可能會被抓去關。」聽到老闆這樣說,我們每一位驚恐懼怕的心情表現在稚嫩的臉孔上。明明沒有做的事,為何要誣賴我們?這個疑問出現在我們每一位原住民小朋友心裡。這事也驚動到派出所警員親自到工廠詢問我們,終究也查不出個所以然。

逃亡計畫

那一整週,我與新竹來的同學開始執行「逃亡計畫」。他裝病說要到診所拿藥,工廠生意越來越好,老闆更是忙碌,隨便拿一百元給他,說叫一名同學帶你去看病。這一名陪病者就是我。我呢?則將鞋子挖了幾個洞,連帶褲子屁股部位故意弄破二個大洞,走到老闆那裡說:「老闆我可以先拿幾百元工資到鎮上買鞋子和褲子嗎?」我將鞋子褲子破損的情況拿給老闆看,老闆沒察覺有什麼異樣,拿了兩佰元給我。就這樣,我與新竹來的同學將三百元平分,每人一百五十元,也沒收拾行李,就直接由鹿港搭公車往彰化火車站。我買了一張往中壢的車票,他買了張往新竹的車票。為了找路及弄清楚搭車方式,我們不斷詢問路人,緊張、疲累又饑餓。我直到中壢火車站才買了一盒台鐵便當,快速吃完再轉搭通往大溪鎮的桃園客運。看到熟悉的大漢橋及大溪街道,心情才舒緩許多。


由大溪客運總站下車,本想直奔大溪公路總站,摸一摸口袋,居然半毛錢都沒了,是掉了嗎?還是剛剛好用完了?再次翻遍前後口袋以及上衣袋子,真的!完全沒有錢。我慌了,在不知所措中,突然見到一位陌生的族人。於是我厚著臉皮跟他要幾塊錢。他搖著頭回我說:「Ungat pila wah!沒錢耶!」


有了跟人要錢的經驗後,我想到,大溪旅館必定有不少族人住在那裡(大溪旅館客源幾乎都是來自復興鄉各部落族人)。從客運站直接沿著康莊路約一百公尺距離,便是原住民常住的大溪旅館。我直挺挺地站在旅館大門外,尋找著慈眉善目的好心長輩們。看到有兩位從旅館內出來的陌生族人,就直接跟他們借錢。他們的眼神,就好像我是在大溪打混的不良少年。


兩位大人沒搭理我便離開。看著旅館中堂鐘錶,最後一班通往後山的班車再半小時就要發車了。在無人願意伸出援手的情況下,我情不自禁流下男兒淚。我的肩膀因為不斷抽泣而顫抖著。這時,有一雙溫暖的手搭在我肩上,溫柔地說:「wiy! swa su mngilis sqani la pi laqi na Wilang bokusi? 哇!偉浪牧師的兒子為何在此哭泣呢?」


我用雙手擦乾淚水,看著如同我母親一樣和藹可親的老婦女,說實話到現在我還不知道這位阿姨是哪個部落的人,跟我們家有什麼親屬關係嗎?當時潛意識根本不可能想到問這些瑣碎的問題。我直接跟這位阿姨簡單說明我的情況。阿姨從她的口袋拿出二十元給我,叫我趕快追趕最後一班車回家。

說時遲那時快,我盡全力快速跑向大溪公路總站,部落族人依序上車,我買了張巴陵終點站的票約十幾塊錢。車上的乘客不少,走道都站滿了族人。我瞭解車子越往後山,乘客會越來越少,果真到了羅浮部落我才有位置坐,閉上雙眼好好沉澱這一路驚濤駭浪、忐忑不安的心情與遭遇。

過了這座粉紫色的「巴陵大橋」,就抵達下巴陵了。(攝影:黃謙賢)


終於抵達終點站了—Phay(下巴陵)。隨車有來自中巴陵及上巴陵部落的族人,他們好心跟我說,外面有台鐵牛車要上山,我們一起搭乘。我打從內心感謝族人們的愛心,若沒能搭上這部車,我可能要獨自徒步走上一千兩百公尺海拔的路程。我為他們的愛心感謝上帝。凹凸不平的泥巴路加上顛簸與搖晃,使得我的身體疲憊不堪。鐵牛車伴著星月緩緩升起,到達上巴陵部落時,夜色已經晦暗。我向車主及族人們致謝後,必須獨自征服回家的最後一段艱苦路途。


上巴陵往卡拉部落,循著產業道路至少有三公里以上。在黑夜裡行走,真的需要憑藉著每日上下學回家的記憶和腳尖跟進車胎路徑的感覺。我好幾次踢到石頭或土堆,差點跌倒。還好來自山上的小孩平衡感極好。千辛萬苦回到家,父母已睡了,我則回到破舊的房間鑽進被窩裡,莫名奇妙地流下兩行淚水。

一覺睡到天亮後,迎接我的是第一道拉拉山的晨曦。此刻我思忖著,一樣的大溪公路總站、一樣的部落族人、一樣的公車味道、一樣的方向與目標、熟悉的那一道道心靈的傷痕與淚水。


再次回到家鄉,父親沒有跟我多說什麼,只跟我說:「有空下山將長髮理掉,穿雨鞋一起工作去吧!」 這就是父親對我離開學校在外混半年的應對與態度。

本文出自:《編織家園》

作者:歐蜜.偉浪、林益仁

出版者:主流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年10月下旬

國中:從部落到基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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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歐蜜.偉浪(Omi Wilang)

藉聯考脫離貧困勞動的夢想


高中聯考對一位貧窮家庭長大的孩子而言,是一個極大的夢想及挑戰。部落少數公務人員家庭的孩子,從國小寒暑假開始,就會被送到都會區補習班加強各科目的實力,以求國中畢業後能順利考上公立高中,未來繼續完成大學學業,再圖個公務人員職務,捧個鐵飯碗再成家。這就是當時我們成長年代所謂的「成功的人生途徑」。

歐蜜歐蜜.偉浪的母校桃園市復興區介壽國中現況,自2021年8月起併入羅浮高中國中部(攝影:黃謙賢)


國中我就讀桃園縣復興鄉介壽國中,三年求學過程從沒認真讀書。從小學到國中,只要寒暑假甚或是週末,父親必定強制要我跟家人到果園從事各種農務工作。為了逃避這種苦日子,國中第三年我決定選擇投考省立基隆高中獨立聯招,心想離家鄉越遠越好。


為了改變自己的「命運」,我在國中第三年才開始全力衝刺。兩百多名來自偏鄉部落的學生們,全住在學校簡易的宿舍。舍監老師是一位嚴格又有愛心的外省籍年老教師—羅威郎老師。羅老師年事已高,但依然是孤家寡人,未曾有成家的念頭,將生活重心投注在我們這一群偏鄉部落學生身上。平時羅老師對我們這群專事調皮搗蛋、不成材學生的口頭禪是:「廢物」及「一群窩囊廢的鬼東西」。雖是如此,當夜深人靜,不論是悶熱的夏季或寒冷的冬季,羅老師會特別疼愛這群他所擔心的「不成材」學生們,總是在巡房時幫我們蓋好被子。碰到經濟較差的學生沒錢購買替換破損的鞋子或衣服時,羅老師總是從私人腰包資助學生添換新衣新鞋。每逢週末學生要回山上老家,來回車錢不夠的時候,羅老師也都會私下默默協助,我就被羅老師資助過好幾回。想到羅老師,我打從心裡深深向他致上無限的感謝與思念。

當年全校老師合影第一排左二為宿舍羅威郎老師。最後一排右二為班導陳國樑老師(翻拍自畢業紀念冊)


談到羅老師這一位單身又年長的外省老師,便會想到,從小在我成長的比亞外部落附近,有好幾位部落熟悉的外省籍單身老伯伯。鄰近的小聚落 Kgiran(榮華),有一位年約七旬的外省老兵,身材矮小單薄,全部落都叫他老巫。老巫寄居在台七線33K路旁,以簡易木板拼合而成的小屋中。部落族人每當有菜或肉類,都會分享給這位可憐的退伍老兵巫伯伯。我父親也常帶著我,將母親栽種的蔬菜及山產送給巫
伯伯。看著破舊的小矮房及老邁的巫伯伯,我小小的心靈不由得燃起淡淡的哀傷,不知道他為什麼一個人在那裡生活。


長大後才了解,在台灣的北、中及南橫各路段,有不少獨居的外省伯伯,也有不少與在地部落失婚的阿姨們成婚組成家庭。在高義部落有賣饅頭的老段,娶了一位幾乎眼盲的阿姨。老段的黑糖饅頭是我們這群孩子嘴饞時的目標。在巴崚國小,有校工老魏,他總是在走廊曬臘肉。還有一位老伯伯在部落一段距離外,在山洞口離群索居,他會從高坡國小帶廚餘回家,餵養流浪狗,但過一陣子我們總會發現狗消失了,再過一陣子又養出一群狗。人們猜測他是把狗賣給市區的香肉館賺錢。這位伯伯與部落的人較少來往,後來孤獨死去。


對於這些與我們說著不同語言、來自不同地方的人,部落的觀念並不會排除他們,而是將他們納入互動。對老巫這樣生活較困難的人,父親會帶著我,拿食物去與他分享。即使我們自己並不富裕有餘,經常餓肚子,穿著縫縫補補的衣服,但還是會那樣做。對我們而言,這些都在我們的文化當中。有人生活在我們的流域、出現我們附近的環境裡,我們便會很自然地,對他採取生命對生命的互動。只要你在,我們就接納。


羅老師做事很有原則,要我們養成規律生活的習慣。學生宿舍一到晚上十點,準時熄燈睡覺。但我知道自己已經白白浪費了兩年寶貴時光,為了爭取更多學習及備考時間,我走到復興台地街坊店家購買小型電筒。每逢夜晚同學們熟睡的時候,我便將藏好的書本及小電筒拿出來,躲在棉被裡,把小電筒打開含在嘴中,雙手緊握課本認真閱讀和預備試題。悶熱的被窩裡充滿汗水的氣味,直到受不了時才緩慢掀開被子,向外深深呼吸新鮮空氣,平撫心境之後再繼續。

歐蜜.偉浪的介壽國中畢業照


初夏鳳凰花開,代表到了驪歌初動的季節,此時學校充滿離情依依的愁緒,而我卻是一心想要盡早脫離貧窮、辛勤勞動的這個家,因此在畢業典禮那一天感覺平平淡淡,沒有太多難過或不捨的情緒。


我們是介壽國中第九屆的學生,國三共有五個班,其中兩個班是升學班,另外三個班為建教班。我在第二個升學班。第一個升學班有位同學,是當屆全校排名第一,也是當年桃園聯招的榜首,他後來留德取得博士學位,現在在中研院服務。而第一升學班的第二名,是一位來自小烏來的同學,全校只有他的成績經常可與那位第一名同學相比,一爭高下。但是這位同學就沒有那麼幸運了,他來自父親酗酒的家庭,雖然成績很好,但考慮到家中情況,他最終選擇不升學。很不幸地,他後來也步上父親的後塵,而開始酗酒。


畢業典禮後,許多同學為了預備聯考,參加學校的「衝刺班」。而我呢?六、七月又是家裡水蜜桃採收最忙碌的時間,父親堅持我回山上協助家裡工作。要等到考試時間到,父親才准我下山應考。經歷日治時代教育的父親,有著強勢的性格,而我也順服父親的命令。父親的性格,有許多我要到後來才能理解,後面會再談到。

作者當年國中時介壽國中的校門(翻拍自畢業紀念冊)

大考前夜,旅館的誘惑

到了應考的時間,我們六、七位同學約好提早前往基隆八堵旅館住宿,預備隔天的考試。我們在八堵火車站附近用完晚餐,我建議同學們立即回旅館預備應考科目,同學們也都支持我的想法。


進了旅館,房間是簡陋的草蓆大通舖,左右隔間用最普通的薄木板,與兩邊的房間隔離。我趴在草蓆上認真地看著模擬考題,也不知道過了多久,偌大的房間靜悄悄地,但卻從左右兩邊不時傳來怪怪的聲音。我再看幾位同學們,他們已經把書本及試題全丟在一邊,或站或趴地黏貼在左右兩旁的隔板上,大夥都屏氣凝神,畫面好像全體都定格了似的。


我拍拍另一位同學的肩膀,他嚇了一大跳,好像做了什麼壞事一樣。我問他 M nanu nyux mamu ngayan?(泰雅語:M你們在看什麼?),這位同部落的同學面有難色,神情略顯尷尬,緊張地用手指著隔板,示意要我自己過去看。隔板有許多用泡泡糖或是衛生紙塞住大小不一的洞口,我選擇剛才同學注視的位置,定睛一看,緊張到幾乎讓我停止呼吸。眼前是我從來沒見過的場景,一對赤裸男女在做大人的事。


我的父親是牧師,我是第二代基督徒,我從小被教導要過聖潔的生活,而今活生生地展現在眼前的這一幕,莫名地令我由內心產生一種極大的罪惡感,我不斷地斥責著自己。但說也奇怪,青澀年歲的血氣卻產生另一種莫名其妙的渴望,催逼著自己再去看,無所謂、反正大家都在看……。


就這樣,在內心反覆拉扯、不斷地掙扎與膠著中,最後我硬著頭皮以明天考試為由來說服自己,讓自己定下心來看書。其他同學時而休息,時而喘口氣後再繼續兩邊交換「欣賞」。我明明有一股衝動也想參與他們,但內心有太多的「包袱」,只好壓抑著巨大起伏不定的心情。偶爾想要放棄,終究因為父親是位牧師,自己又是基督徒而作罷。反正要睡也睡不著,於是一直看書到凌晨,累了自然睡著為止。有的同學很堅強,比我還晚睡。後來我才知道,原來當時八堵火車站斜對面,一整條旅館都是從事色情行業。因為離基隆港很近,各國的船員靠港時,方便就近消費。


等到聯考放榜揭曉,我們這一群介壽國中應屆,參加基隆高中獨立招生的考生,居然只有我一個人考上,其他同學都落榜了。其實,落榜的同學們在學校考試成績都很優異,全都在我之上,怎麼可能只有我一個人考上呢?現在回想,我唯一能想到的理由是,他們還沒考試就先自動放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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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編織家園》

作者:歐蜜.偉浪、林益仁

出版者:主流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年10月下旬

禱告,是一帖止痛藥:精神科治療師的信仰療癒筆記

  • 作者:施以諾
  • 出版社:主流出版有限公司
  • 出版日期:2022年8月5日
  • 定價:250元

內容簡介

施以諾教授的這本書分享禱告對各種痛的幫助,從他臨床實際的體驗,人生有很多種「痛」是靠有形的藥物無法撫平的,在歷史上,許多名人都有他們各自的痛與難題,而禱告往往成了他們的選擇。本書從精神職能治療醫學與聖經人物的疼痛經驗,整理出21篇藥引,幫助我們認識疼痛療程也可轉化 (transform) 我們,帶來全人健康新生命。

施以諾的《禱告,是一帖止痛藥》,適合邊品茗邊閱讀,絕對能止痛、抗壓並增能。

各界熱情推薦

以下按姓氏筆劃順序:
  王道仁(德生教會牧師、信義高雄基督教醫院 家醫科醫師)
  周美德(資深作家、廣播人)
  林意玲(台灣醒報社長、新媒體宣教學院院長)
  施富金(貴格會華美堂主責牧師、前陽明大學護理學院院長)
  洪善群(救世傳播協會.空中英語教室 董事長)
  陳鳳翔(信望愛聖經網站CEO、聖經老師)
  柴子高(中華福音神學院 高雄分校主任)
  莊信德(播種國際事工台灣分會執行長)
  曾國生(GOOD TV好消息電視台執行長)
  潘璦琬(台灣大學醫學院職能治療學系副教授)
  譚國才(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院院長)

作者介紹

生長在牧師家庭,現為精神科職能治療領域主任級治療師、大學教授、知名作家。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碩士、輔仁大學管理學院博士。

  除了精神科職能治療學的專業之外,學生時代起即勤於用筆與人分享感動,在大學畢業前就已出了兩本書,目前著作已逾二十多本並曾多次獲獎。

  2012年創辦臺北市醫學人文學會,2014年當選「臺北市社會優秀青年」且接受公開表揚,2020年其姓名「施以諾」被收錄於「首屆臺灣生物科技與醫學名人錄」當中。

  現職:
  輔仁大學醫學院 職能治療學系 教授暨系主任
  臺北市醫學人文學會 榮譽理事長
  臺灣精神醫學會 《臺灣精神醫學雜誌Taiw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顧問
  臺灣藝術大學中國音樂系兼任教授(教授「音樂治療」選修課)
  Good TV好消息電視臺《維他命施》電視節目 主講人

  經歷:
  萬芳醫院 精神科治療師督導
  輔仁大學醫學院老人照顧資源中心 主任
  輔仁大學醫學院 職能治療學系專任講師、助理教授、副教授
  臺北市醫學人文學會 理事長
  長庚大學 通識中心兼任副教授
  高雄文學館 駐館文學家
  台灣浸會神學院神學研究所碩士班論文指導教授

您需要的是禱告,還是一顆普拿疼?

  當您覺得很「痛」時,您需要的是禱告,還是一顆普拿疼?當然,這得視您所正面臨的是哪一種痛,但我常跟人分享「醫療在疾病面前是渺小的」,即便是生理上、精神醫學上的痛,也有很多藥物所力有未逮之處,遑論人生許多的「痛」不一定是醫學上的疾病所造成,而是性格上、思想上、人際上的病態所致,這些都是有形的止痛藥物所無法解決的人生難題。

  曾經在醫學期刊《Academic Emergency Medicine》上讀過一篇論文「Why I Pray For My Patients」(為何我要為我的病人禱告),作者是南伊利諾伊大學醫學院外科部急診醫學科的醫師,他在該篇文獻中說,他有時會為病人作簡短的禱告,並很謙卑的指出,為病人禱告不單是對病人有益,也可以讓醫者看到每個病人都是一個獨特的個體、有獨特的價值,甚至可以保護醫療人員在過程中免受不必要的傷害。而身為一個精神科的治療師,我也認同當一個病人在困苦中時,若醫者能在病人同意的前提下為其禱告,對病人的心理感受一定是正向的。

  這世間充滿著各種病痛或挫折,許多牧師都強調「人生低潮時,禱告很重要」,我身為基督徒、且生長在一個牧師的家庭,我心中自然同意這樣的叮嚀,但我卻也親耳聽過我不同宗教信仰的朋友們揶揄上述的說法的公信力,說:「那些牧師們當然要說禱告有效囉!因為若說禱告沒效,那大家就都不會上教堂了。」這種說法雖令我聽了哭笑不得,但也接受這畢竟是個言論自由的社會。

  然而,禱告這件事,絕不只是神職人員們認為有效,身為一個精神科的治療師,我也認為禱告有用!若要我從精神健康的角度來形容禱告像什麼?我會說:禱告,像一帖「止痛藥」。在這個充滿傷痛的年代,禱告可以是一種無形的療癒。

  不同於過往許多關於「禱告」的書往往都由牧師們所執筆,這本書《禱告,是一帖止痛藥》是我由一個醫學院教授、精神科治療師的角度來反思我的信仰,並從一些過往歷史或例證來探究「禱告」這件事對人心的助益,也從精神健康的角度,去點出一些過去大家在信仰生活上所常有的迷思。希望這本書的出版,能幫助大家更倚靠上帝去迎戰生命中的傷痛與挑戰。

  禱告,是一帖止痛藥!人生有很多種無形的「痛」,不是單靠吞一顆普拿疼就可以解決的。如果您是一個常常喜樂的人,這本書也許對您的幫助有限,但如果您是一個常感痛苦、無力的人,甚願這本由醫學院教授、精神科治療師角度所寫出的信仰省思,能成為您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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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和燭光的力量 —訪萊比錫聖尼古拉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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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余杰

柏林圍牆的倒塌是蘇聯東歐劇變、兩德統一、冷戰結束的起點。

「戈巴契夫先生,請拆毀這座圍牆。」1987年6月,造訪柏林的美國總統雷根在布蘭登堡門前向蘇聯總統戈巴契夫大聲呼籲。此時,兩德已分裂了將近四十年。

雷根在演講前夕拋開撰稿人準備好的稿件,不顧國務院和白宮顧問的反對,在演講傳達出「了不起的資訊」,直接挑戰「邪惡帝國」。雷根的呼籲振奮了人心,卻無人奢望在共產黨陣營獲得任何正面的回應。

柏林圍牆的始作俑者之一、僵化頑固的東德領導人何內克,拒絕追隨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提倡的「公開化」政策,繼續推行高壓統治。在雷根講話兩年之後,何內克倨傲地宣稱:「柏林圍牆在未來的五十年甚至一百年間仍將屹立不倒。」

當時,只有百分之三的西德民眾相信,能在有生之年親身經歷兩德統一,兩德分治的狀況似乎定格下來。

然而,緊接下去的歷史發展,卻有如電影的快速鏡頭:兩年之後,社會主義陣營中最富 裕的國家、歐洲第五大工業國的東德政權陷入重大危機之中。大批逃亡潮及街頭上的群眾示 威運動為東德領導層帶來巨大壓力,何內克被政治局罷免,躲進了蘇軍醫院。

1989年11月初,試圖亡羊補牢的東德政府火速制定了一項有限度開放旅遊的法規。11月9日傍晚,中央政治局委員沙波夫斯基提早宣布了這項准許立即出國旅遊的規定。

當天夜裡,在無一槍一砲的情況下,柏林圍牆邊的東德邊界關卡就被蜂擁而至的老百姓衝垮。那些曾抓捕過企圖翻越柏林圍牆的民眾、對渴望自由的同胞開槍射擊的東德邊防軍士兵,由於沒有上級的命令,不知所措,袖手旁觀。

這一偉大的歷史事件發生在雷根演講的28個月之後。作為目擊者的人權活動人士埃佩爾曼和牧師胡爾澤曼寫道:「這些身穿軍裝、幾十年來對自己國家的人民趾高氣揚的大兵們,現在不知道該怎麼辦了。從前的自以為是一掃而光。」

才剛上台的東德新領導階層焦頭爛額,試圖做出順應民意的決策,卻很快又被民意拋到身後。領導階層像走馬燈似地更替,最後整個上層結構瓦解了。

殺戮有時,醫治有時;拆毀有時,建造有時。柏林 圍牆是一夜之間建造起來的,卻不是一夜之間被推倒 的。在這座高牆轟然倒塌之前,許多「無名英雄」數十年如一日地鬆動其牆角。拆毀是一個比建造更艱巨的過 程,許多人為之付出了自由乃至生命代價。

柏林圍牆的倒塌,跟外部環境的變化有關,如雷根對「邪惡帝國」不假辭色的積極外交政策,如戈巴契夫的新思維和公開化政策;柏林圍牆的倒塌,更與東德民眾渴望自由的決心和勇氣有關,自由從來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餡餅,自由需要熱愛它的民眾去奮力爭取。

就在柏林圍牆倒塌前一個月,戈巴契夫應邀到柏林 參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建國四十週年慶祝活動。東道主精心準備了閱兵儀式等慶祝活動,但目光炯炯的戈巴契夫覺察到東德的情況非常不妙,「一眼就可以看出,這個國家很像一隻燒得滾開而蓋子又扣得緊緊的鍋」。民眾的不滿已到達沸點。許多人都有同感, 劇變即將到來,但未來究竟會怎樣,又一片茫然。柏林圍牆的倒塌讓大多數人猝不及防,多年以後人們又事後 諸葛亮般指出,這是水到渠成式的結果。人們總是喜歡聚焦於歷史那激動人心的轉捩點,而忽略細水長流的量變過程。

圖片取自:Pixabay

確實,很少有人知道,柏林圍牆的倒塌並非始於柏林圍牆,而是始於遙遠的萊比錫的聖尼古拉教堂—在這座教堂開始的和平祈禱會喚醒了民眾的良知,並催生了一九八九年東德境內最早的和平示威活動,從而撬動了專制政權的第一塊基石。是信仰賦予民眾以反抗獨裁政權的良知與勇氣,人們大聲地說出心裡話:「我們再也不能這樣生活下去了!」正是在教堂的穹頂之下,人們手牽手、心連心,一同為愛和公義來禱告。正是在這座教堂內外所發出的禱告的聲音,如一石激起千層浪,改變了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探究柏林圍牆何以倒塌的祕密,應當去聖尼古拉教堂尋覓答案。

萊比錫是世界聞名的圖書之城,這裡的印刷業與圖書業具有悠久的歷史…… 萊比錫也是學術、文化和音樂之都,建立於1409年的萊比錫大學是德國僅次於海德堡大學、科隆大學的第三古老的大學,歌德、尼采等人曾在此求學,巴哈、孟德爾頌、華格納等大音樂家亦曾在此首演作品…… 當地人自豪地說,萊比錫市民的文化修養在德國名列前茅。也難怪,東德民眾追求自由的呼聲是從這裡開始。

當我們在初秋瑟瑟的寒風中來到聖尼古拉教堂時,發現教堂一側正在維修…… 聖尼古拉教堂的牧師史蒂夫和青年事工組負責人米勒,約我們在教堂前的「大柱子」下會面。在教堂門口的小廣場上,我們果然看到一根高聳入雲、椰樹狀、雪白的石頭柱子。在德國其他地方的教堂周圍,我從未見過這種充滿浪漫造型的柱子,德國教堂的柱子多是簡潔而肅穆的傳統風格,顏色亦為黑色或褐色,極少有白色。這根巨柱與周圍嚴謹而整齊的建築並不協調,像是一名天外來客一般。我們有些懷疑,他們說的是這根奇怪的柱子嗎?計程車 司機說,廣場周圍只有這根柱子,萊比錫市民的約會,常常安排在這裡。

兩分鐘之後,兩位先生迎面向我們走來。史蒂夫瘦高個子,西裝革履,風度翩翩;米勒身穿紅色的套頭運動服,腦後還紮著一個金黃的小辮子,不像是教會的工作人員,倒有些「搖滾中年」的味道。在會面過程中,米勒滔滔不絕,史蒂夫在一旁微笑點頭並偶爾插話。

由 Appaloosa – 自己的作品, CC BY-SA 3.0,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7345673

米勒告訴我們,他們兩人從青年時代起便結為莫逆之交,此後一起參與爭取宗教信仰自由的活動,長達二十多年。他們最美好的青年時代都是在這所教堂中度過,聖尼古拉教堂就像是他們的家。

就在這個頗具現代藝術感的石頭柱子之下,我們開始了交談。米勒說,這根柱子是1990年教堂整修的時候豎立起來的,是教堂內部具有三百年歷史的柱子的複製品。當時,之所以要將教堂內部的柱子豎立在外邊的廣場上,自有神學寓意和歷史情懷:基督徒必須遵照耶穌基督的教導,成為世上的光和鹽。教會不單是關起門來敬拜上帝的地方,信徒應當走出教堂,走進民眾中,讓信仰成為民眾生活的中心。教會有先知的職分,要帶領民眾走義路。

在東德一黨專制時代,聖尼古拉教堂的牧師和信徒們便如此而行,不畏祕密警察的恐嚇與騷擾,在這裡舉行一週一次的和平禱告會。這一活動從三十多人開始,逐漸擴大到幾百人、幾千人,「因真理得自由」的號角由此奏響。

米勒讓我們注意觀看柱子旁邊地上鑲嵌的一塊小小的銅牌,如果不是他的提醒,真還沒有看到這塊銅牌。上面是一串凌亂的腳印以及標示的時間「1989年」。1989年秋,正當何內克政權躊躇滿志地組織東德建國四十週年盛大閱兵儀式,萊比錫市民們發出第一聲吶喊,遊行隊伍從教堂門口出發,九月四日的遊行隊伍多達1500人,9月25日擴大到八千人,齊聲要求遷徙自由和言論自由。這串腳印便是當時遊行市民腳印的定格。作為東德僅次於柏林的第二大城市,萊比錫的民主運動在東德全境引發連鎖反應。

米勒從書包裡掏出一大疊照片給我們看。這些照片是民眾上街遊行的場景,遊行隊伍擠滿內環路,萊比錫市民幾乎傾城出動。有示威者打出用中文寫的「民主」的標語,米勒說,當時他們都知道天安門屠殺的消息,何內克是最先發表聲明表示支持北京天安門屠殺的外國領導人,他發表評論說:「鎮壓反革命是正確的選擇。」這句話釋放了一個清晰的信號:在鎮壓民眾方面,何內克不會比鄧小平心慈手軟。何內克倒行逆施的言行激起萊比錫民眾的更大憤怒。他們在悼念被殺害的中國民眾時,更堅定了反抗暴政的決心。

1989年10月,東德舉行建政四十週年慶典,剛剛參與天安門屠殺的中國副總理姚依林應邀出席。何內克在與姚依林會見時,再次讚揚中共的「當機立斷」。這意味著他在東德也想幹同樣的事情。

東德情報機構負責人沃爾夫後來回憶說,他接到何內克的書面命令:「以中國模式解決問題。」沃爾夫說:「後果可能比北京更嚴重。」

10月8日,國家安全部頭子米爾克發出「紅色警戒」的命令,實際上是給軍警簽發了街頭的「殺人執照」。這道命令的內容令人毛骨悚然:「根據情況需要,終身武裝部隊成員時刻隨身攜帶武器,充足的後備部隊準備就緒,能夠迅速出動,進行干預甚至採取攻擊性措施,以鎮壓和 破壞非法示威活動。」就連醫院都準備好隨時接受傷員。萊比錫變成北京,不是沒有可能。

萊比錫被坦克重重包圍起來。在此一情形之下,參加遊行需要將生死置之度外的勇氣。就在萊比錫人民走上街頭時,全副武裝的警察整裝待發,他們接到命令,不惜一切代價制止市民的遊行示威活動。米勒手上有警察集結的照片,警察全副武裝,殺氣騰騰。何內克在政治局會議上立場強硬,他無力阻止因為匈牙利開放邊界而導致的大量人口外移,卻要讓留下來的人明白這個國家究竟誰是「老大哥」—他並不知道,這個﹁老大哥﹂的位置,他坐不了幾天了。

米勒說,他手上的照片是在安全局的檔案中發現的。當局派遣不少便衣混進遊行隊伍中,將參與者拍照「留念」,以便「秋後算帳」。然而,趾高氣揚的特務們沒有想到,之後被﹁算帳﹂的是他們自己。

如今,這些浩如煙海的檔案材料保存在柏林的高克檔案館—該檔案館收藏了東德祕密警察機構史塔西的大量檔案,以首任館長、人權活動人士高克牧師的名字命名,高克牧師後來出任聯邦德國總統。高克牧師說,這裡是「共黨們革命業績的存放站和隨用隨取的藥
房」—受害者可來此查詢其檔案,以了解歷史的真相、醫治過去的創傷,當然也有可能因為發現真相而再次受傷,如雷納.埃佩爾曼所說:「你看過檔案後變得明智了,但也變得更為不幸。」但這是必須面對的生命的一部分。

這些解密的檔案成為轉型正義的重要證據,也啟動了一系列的訴訟和審判。高克牧師說:「分別審理這些案件可能會拖上很長時間,就像原來聯邦共和國對納粹罪行的審理那樣,長到有些罪行過了追訴期。但我們決不贊成對黨棍們實行籠統大赦—就算僅僅為了他們的受害者的緣故。如果這麼做,會毀掉人們的法治信念。」

米勒說,1989年10月9日,五萬名萊比錫市民走上街頭高呼「我們代表人民!」他也是其中之一。人們憤怒地說出心聲—他們拒絕被獨裁政權所「代表」。可憐的是,今天的中國人依然被共產黨以一種強姦的方式「代表」。

那一天,上街遊行的人數達到第一個高峰。此次遊行成為東德歷史上的轉捩點。幸運的是,萊比錫沒有演變為另一個天安門,東德當局在最後一刻撤走了軍隊,也許是戈巴契夫公開宣布,蘇軍不會幫助東德當局鎮壓民眾,讓何內克在失去靠山的情況下不敢悍然動用武力;也許是軍隊內部出現反對動武的聲音,在政治局內部也出現不同意見;也許是天安門的血跡斑斑太殘酷,喚起軍警們的良知,他們不願重演天安門的慘案。

於是,一次次的遊行,人數節節高升—「10月16日,萊比錫的抗議群眾人數增長至十萬人,一個星期後更成長到三十萬。其他城市也有成千上萬的民眾走上街頭。」過去那些在高壓下沉默的大多數,終於站出來發出了一聲聲的怒吼。民主運動的成功,需要天時、地利、人和,國內環境和國際環境所形成的合力,人數多並不意味著必然成功—香港這座僅有七百萬人口的國際大都市,多次發生兩百萬人參與的反共大遊行,卻未能改變北京將香港變成「警察城市」之厄運。三十年後的香港,成為文明與野蠻、民主與專制對峙的「新柏林」,香港人還有機會「在風雨中擁抱自由」嗎?

誰也沒有料到,由聖尼古拉教堂開始的和平祈禱會,發展演變成和平遊行,居然摧垮了似乎牢固如山的何內克政權。誰能輕視地下這串凌亂的腳印呢?誰能忽視禱告的力量呢?接著,米勒和史蒂夫帶我們進教堂內部參觀。聖尼古拉教堂外部用褐色砂岩裝飾,看上去與德國的許多老教堂並無二致,但其內部裝飾金碧輝煌,明亮華麗,且具有濃郁的異域風情,不像是一座教堂,倒像是一所帝王奢侈的宮殿。此裝飾風格不同於同時代的其他教堂。

聖尼古拉教堂注定了會在德國現代歷史中扮演關鍵角色:它建於西元1165年,是萊比錫最古老的一座教堂。它位於東西和南北兩個重要貿易路線的交會處,是為了紀念中世紀批發商和貿易商的保護神尼古拉而建。從西面看,這座教堂最初是按照羅馬式的風格修建的。在16世紀初,它又增建了哥德式的大廳。在1932年建成的三個尖塔,一直被認為是巴洛克風格的建築。不同時期建築風格的組合,見證了萊比錫的歷史進程。

聖尼古拉教堂內保存有若干巴哈的物品。1723年至1750年,巴哈作為唱詩班的風琴彈奏者和指揮,活躍在這個教堂,他的許多作品第一時間在此演奏,如兩部受難曲之一的《約翰受難曲》,便是1724年在聖尼古拉教堂首演。《約翰受難曲》是受難曲這種音樂形式的巔峰之作,不僅因為音樂本身具有無與倫比的崇高境界,也因為巴哈以一種高超的方式融會了不同的對立形式。對於巴哈和萊比錫市民而言,它堪稱那一年最好的音樂作品。今天的聖尼古拉教堂中保存著一件萊比錫人引以為傲的樂器—鑲嵌在後牆上的一架四人聯合演奏的巨型管風琴。史蒂夫說,當年他們走上街頭,經常哼唱著巴哈的音樂,那些旋律中蘊含著人類追求與捍衛自由的激情。

在聖殿裡,豎立著一個晚期羅馬式木質十字架,是萊比錫最古老的藝術品。米勒讓我們走近端詳之,並將上面一處處黑色的斑點指給我們看。他告訴我們,這是和平祈禱會期間,大學生們圍坐在十字架前,將點燃的蠟燭放在十字架上,蠟燭燃完之後蠟油的痕跡。因而,此十字架亦銘刻了那段抗爭的歷史。

教堂內部的裝飾,具有法國古典風格,若干托起教堂穹頂的椰樹狀白色柱子,果然與外邊的那根一模一樣。祭壇上的和平天使圖案,很少在歐洲的教堂中出現。史蒂夫說,和平天使不是《聖經》中的典故,卻帶給教友們若干深切的啟示—如何運用和平的手段爭取自由,如何在反對運動中貫徹非暴力的理念?

你願意因信仰而被貶為「賤民」嗎?

史蒂夫認為,教會在真理的問題上不能妥協,教會的妥協不能換取到「生存空間」。在納粹時代,納粹高官鮑曼公開宣稱:「國家社會主義和基督教信仰是不能調和的。」在東德時代,何內克在黨的會議上聲稱:「馬克思主義認為,宗教是精神鴉片,所以我們要有計劃的消滅教會。」他們對教會的態度相當清楚。

東德時代,教會大致保持形式上的獨立性,國家有限度地承認教會的自治,被封鎖的反對派公眾可轉入教會那部分受到保護的「半公眾」圈內。觀察家發現,國家的干預觸及國家與教會關係這一敏感領域,基礎團體、新受眾和定居下的社區成員的聚合促使教會周圍社會結構的混合,使「反對派公眾」達到新水平,也讓國家的監控和約束能力受到限制,國家教會愈來愈成為政權在行使這類能力時的替代物。

一般而言,警察不敢輕易衝進教會去抓人—與在無神論教育下長大、「和尚打傘。無法(髮)無天」的中國警察相比,東德的警察殘存了一點對「上帝國」的敬畏之心。

東德當局深知,要除去基督教在德國人精神世界中的烙印,不是一夜之間就能達成的。他們制定了一套長遠的計畫,透過種種方式打擊和貶抑教會,對神職人員及其家庭甚至所有教徒實施歧視性政策,使許多人放棄信仰、脫離教會。

史蒂夫介紹了他本人的情況:他出生於一個普通的牧師家庭,家中有六個兄弟姊妹,因「出身」的原因,無論學業如何優異,兄弟姊妹全都不能上大學,亦不能加入共青團(他們也不願加入共青團)。初中畢業後,他只好去學習泥水匠,白天工作,晚上去教會辦的補習班繼續學習。當時,教會向當局爭取到辦中學補習班的權利,專門為像他這樣的「劣等階層」子弟提供晚間教學,這樣他才完成中學課程。那個時代,像梅克爾那樣,出身於牧師家庭,卻完成大學教育,甚至讀完博士課程的人,在東德寥若晨星—共產黨的優待,當然是有條件的,條件是什麼,人們心知肚明。兩德統一之後,史蒂夫辭職到神學院學習,畢業之後回到聖尼古拉教堂工作,不久前升任該教堂的主任牧師。

米勒接著這個話題自我介紹說,他來自萊比錫附近農村的一個牧師家庭,東德政權在農村的控制更強,農村連教會辦的文化補習班都沒有。他的哥哥成績最好,卻連木工都不讓做,被分配到一家化工廠當學徒工,去搬運危險的硫酸等物品。這類誰也不願幹的活,強行派給賤民及其子女。米勒的哥哥後來參加民主運動,在一次遊行示威中,胳膊被警棍打斷並被捕入獄。米勒本人從農村來到萊比錫,在一家銅鎖店當學徒。剛開始他感到未來的生活沒有指望,心中充滿憤怒和怨毒。後來,他業餘到聖尼古拉教堂參與青年小組,自學神學並參加民主活動,在教會中找到了安慰和愛。迄今為止,他在聖尼古拉教堂擔任青年事工負責人,已長達二十多年。

多年來,米勒一直是東德祕密警察重點監視的人物。他從書包中掏出一張卡片,居然是祕密警察搜集的關於他的檔案資料的目錄,其中還有他的朋友對他的揭發及簽名。米勒說:「那是一個人人自危的社會,但那樣的社會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有一次,他穿著一件自己製作的、寫著「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字樣的衣服乘坐電車,一名便衣警察發現之後,將他趕下車。他還與教會中的青年教友們發起反對服兵役的運動,1989年9月,他接到官方最後一次要求他服兵役的通知書,如果再次拒絕,就會被捕坐牢。就在此時此刻,柏林圍牆倒塌了,東德政權很快垮台。「這真是上帝巧妙的安排。」米勒說。

我注意到,史蒂夫和米勒的雙手上都佈滿繭,這是長期從事艱辛的體力勞動的結果。他們是真正的「藍領」,被排斥在大好前程和優越的工作機會之外,既然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失去的了,便不再患得患失,完全按照信仰來生活。這正是他們與那些怯懦的、捧著別人飯碗的中國文人之間最大的不同。中國的文人捧著官府的飯碗,「四體不勤、五穀不分」,沒有經濟的獨立,哪裡來精神的自由?史蒂夫和米勒,真個是「赤條條來去無牽掛」,每週日都去教堂參加禮拜,不必擔心教徒身分影響升遷和入黨。他們每週都參加禱告會,並就若干社會問題坦率地發表意見,不管是否有特務將他們的言論搜集並彙報上去。有了這樣的心態, 當局就拿他們沒辦法了。

在教會內部,米勒和史蒂夫是積極的抵抗者;大部分人則屬於消極的抵抗者,梅克爾的父親卡斯納便是其中之一。卡斯納「從精神上來說不贊成東德的那一套」,但他又是「小屋裡的閉門思索者,他找到了自己的小屋,知道避免與國家衝突的界限在哪裡」。他與民主德國(東德)的宗教管理部門保持一定程度的合作,並在教會中獲得較高職務的任命。一方面,安全部的檔案中有此紀錄:「卡斯納,一九五四年來自西德漢堡,是我們工農國家的敵人。」另一方面,也有資料顯示,卡斯納曾經短暫地與安全部合作。

當時,一位東德牧師所面臨的根本性決定,主要涉及四個原則問題,必須考慮的因素是,牧師不僅對宗教和教會負有責任,而且對家庭負有責任,有時妥協就是因此而做出的。

第一,是否參加東德當局的投票?某些牧師拒絕投票,他們不願使一個不信基督的國家政權合法化。更多的牧師去參加,但去投票室投票—大部分公民當眾將選票放進票箱,以此向當局表示忠誠;而牧師到投票室去投票,以鼓勵大家投「良心票」。

第二,東德當局組建了一個名為「全國陣線」的、將所有政黨和社會團體都包括在內的組織,基督教會是唯一沒有加入而被允許存在的組織。全國陣線內有一個教會工作小組,有一些牧師接受其邀請參與活動,另一些牧師則完全不與之來往。梅克爾的父親卡斯納曾應全國陣線邀請,作為代表團之一員,出訪義大利,並在報告中讚揚義大利共產黨。

第三,1954年,東德根據自由宗教運動和十九世紀工人政黨的反教會傳統設立了青年成人禮儀式。每年官方都會組織盛大的「成年禮」活動,吸引青少年參與,以此取代教會的﹁堅信禮﹂。只有經過官方的成年禮,年輕一代才算步入勞動人民的大家庭,這個大家庭在工人階級及其革命政黨的領導下,統一思想,統一行動,在民主德國建設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牧師或信徒是否讓孩子參與「成年禮」?或者同時參與「成年禮」和「堅信禮」?梅克爾沒有參加1969年她的同學們都參與的成年禮,而在次年接受了堅信禮。

第四,牧師的子女是否加入共青團?不加入共青團,等於喪失上大學的權利;加入共青團,需要履行一系列宣誓儀式,這些儀式與基督教信仰是矛盾和衝突的。梅克爾參加了共青團,還擔任過團小組幹部。

由此可見,梅克爾的父親卡斯納是主張教會與社會主義共存的牧師,試圖在不與國家發生衝突的情況下盡可能保證教會的自主自治。他的這互相矛盾的選擇,說明東德神職人員的艱難處境。儘管如此,作為牧師的女兒,梅克爾不得不「受苦」,「主要依靠學習成績出色,梅克爾多次逃過了教師的打擊壓制。一個同學給她出主意,被問到父親的職業時,含糊不清地回答,使得『牧師』聽起來像『司機』」—在德語發音中,「牧師」(Pfarrer)和「司機」(Fahrer)這兩個詞只在第一個字母上有區別,聲音很相似。

我告訴史蒂夫和米勒說,我們在北京的方舟教會,也正在經歷類似的處境。祕密警察派遣線人進入教會,搜集「情報」。警方不時「約談」教會成員,並散佈各種骯髒的謠言,試圖挑撥教會會友之間的關係。然而,讓特務們不能理解的是:教會是上帝所設立的屬靈的群體,而不是人們自行建立的、基於利益需求的團體,教會是世俗政權所無法毀滅的。祕密警察「暗地裡」的作為不能奏效。他們在東德不能如願,在中國也不能如願—耶和華的杖和杆,保護著一群群他所愛的羔羊。

特務和線人也有認罪悔改的那一刻嗎?

聖尼古拉教堂是萊比錫最重要的教堂之一,也是教友人數最多的教堂之一。無論納粹時代還是東德時代,許多教堂被關閉,但當局始終不敢將聖尼古拉教堂關閉。

何內克及統一社會黨從來就不喜歡教會,並將教會視為對其統治的潛在威脅。美國學者林茨和斯泰潘在研究蘇聯東歐的社會變遷時指出:「在所有社會之中,宗教都是當權者們最難控制的社會現實。共產主義信仰無神論,要求盡可能限制宗教在公民社會之中的作用。國際範圍內組織起來的羅馬天主教會(特別是在波蘭和立陶宛)以及新教不同政見者(特別是1980年後期的東德)的存在促成了一個不同的公民社會。」民主社會遵循政教分立原則,政府不會干涉公民的信仰自由和教會的內部事務、教會不追求世俗權力,除了傳播信仰之外—當然也可以積極參與慈善、教育、文化等社會事務,成為公民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與之相反,一切專制政權,無論法西斯還是共產黨,都企圖締造「全能社會」,將教會視為眼中釘、肉中刺,並採取各種方式打壓和限制,解除教會的社會功能,將教會驅逐出社會生活領域、牢牢限制在教堂之內,「在民主的社會之中,宗教、教堂以及與之相聯繫的志願團體,在團結人民、澄清道德立場(這些道德立場往往具有政治涵義)及組織多樣化的利益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廣泛的世俗化可能削弱社會的活力。共產主義致力於使社會世俗化,控制並滲透進宗教組織,阻止其進入菁英行列,使其無法開展忠於教會的教育。」

1980年,愈來愈多東德居民為了追求真理而來到教會。東德政府未能成功消滅教會,自己反倒失去意識形態的吸引力。隨著腐敗加劇、經濟停滯,這艘船上出現一個接一個的漏洞,補好這個,那個又漏水。整個社會主義陣營這艘巨大船隊,亦駛入一條死胡同。美國總統雷根對整個蘇聯東歐集團的觀察相當準確:「那時的蘇聯東歐的領導人已經精疲力竭,而且喪失了自己的信仰,只是頑固地想扭轉這個大口喘著粗氣、鮮血四濺的政治機器的運轉方向。」

經歷了長久的沉默之後,究竟是在沉默中滅亡,還是在沉默中呼喊?在除了信仰之外「一無所有」的圈子之內,舉行和平禱告會的思路醞釀成形。這群基督徒痛切地感受到社會的衝突、不公和虛偽,決定為和平、公義和愛而祈禱。他們的祈禱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而是針對具體的、現實的社會事件和生活處境。這群年輕人設計了和平祈禱會的徽章,徽章巧妙採用了一位蘇聯雕塑家為萊比錫國際博覽會設計的雕塑的圖案,以一個拿起錘子敲打一柄刀劍的工人為主體。這是一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色彩很明顯的圖案,他們卻巧妙地利用了該圖案的象徵意義:化鐵為犁。這是《聖經》中的教導。同時,他們藉此來保護自己。米勒說:「有一次,當我們舉著這個徽章走在街頭的時候,一名馬列主義老太太走過來咒罵說,你們是一群社會垃圾,竟敢詆毀社會主義制度,我要去報警,將你們都送進監牢。我反駁說,你看,這個圖案是蘇聯老大哥的藝術家設計的,你居然敢對蘇聯老大哥有所不敬,我才要去檢舉你呢。結果,她嚇得落荒而逃。」

我們一邊參觀一邊討論。史蒂夫說,後來他們查看了市民可自由查閱的祕密警察的資料後才知道,在高峰時期,當局派遣了多達28名祕密警察參加祈禱會並撰寫情況彙報。「我們要寫回憶錄的話,那些材料是最佳的參考。」當時,他們知道內中必有密探,但他們毫無祕密可言,在教堂中所說的每一句話,都可當著普天之下所有人說。在此高壓之下,他們總結了不少經驗,讓教友們如何在彎曲悖謬的時代保持安靜而平和的心境。面對三十多位血氣方剛的年輕人,牧師在佈道中說,雖然現實如此不堪,但我們可以透過信仰,讓自己生活在一片淨土之中。耶穌教導說,要愛人如己;即使對待逼迫我們的人,也要如此而行。我們不是要打敗他們,並像他們對待我們一樣對待他們,而是要讓他們看到真理,看到世間還有另一種美好的生活方式。牧師的講道感動了一位線人,這位線人主動站出來說:「我是一個可恥的監視者,我今後再也不做這樣的事情了!」

這名線人在全體弟兄姊妹面前懺悔此前的所作所為,終於獲得了上帝的救贖,也獲得了大家的諒解,其生命得以更新和改變。並不是每一個祕密警察和軍人,都是專制政權的鐵桿支持者,就連東德最後一任國防部長霍夫曼也在回憶錄中說,1989年東德舉辦規模空前的閱兵儀式,「當人民軍和邊防軍的儀隊列隊走過閱兵台時,觀摩者肯定會油然而生出一系列問題:在這些鋼盔底下,軍官、軍校生、準尉、士官和士兵們的腦子裡究竟在想些什麼?他們真的是那種『紅色普魯士人』?他們真的會擁有意志和能力,『無條件地』執行『工農政權』發佈的每一道命令?」連國防部長對士兵的忠誠都喪失了信心,其統治如何維持下去呢?

1976年,西德的出版社編輯卡爾.科里諾參加萊比錫書展,結識了參加書展的一家東德新教出版社的編輯、牧師翁內貝爾格(他後來在1989年萊比錫政治轉折時起到了重要作用),後者帶科里諾去參加了一個私人展會之夜。科里諾在展會上遇到一位演員,這位演員向他推薦若干東德青年作家及作品。後來,他編輯出版了多本東德作家的著作,雖然這些作家因為在西德出版「敏感作品」而受到國安部的騷擾,但他們得到的稿費使他們的生活大大改善。多年後,科里諾才知道,幫他牽線的那位演員是國安部的線人,但他從目前公開的上萬頁國安部專職線人的資料中卻未查到此人的詳細資料。所以,在這位演員去世後,科里諾仍然對此迷惑不解:「是國安部為了把這位間諜偷偷派遣到我身邊,讓他支持異議文學作品,還是這位間諜真心喜愛文學,為了讓一位才華橫溢的作家稍微減輕生活負擔,而做出超越他能力範圍的事?」

大家逐漸認識到,當人們選擇像哈維爾那樣「活在真實當中」,祕密警察就沒有那麼可怕了:他們也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由「特殊材料」製造成的人,不是青面獠牙的魔鬼。大家不再對其感到過度恐懼。一旦身分公開化,祕密警察便失去了力量,因為「祕密」正是他們讓眾人感到恐懼的武器。所以,公開化和透明化是「無權者」的力量源泉所在。米勒說: 「如何戰勝恐懼是我們的一道功課,我們在《聖經》中尋找答案,在禱告中尋找答案。」

上帝垂聽了這群人的禱告。上帝是聽禱告的上帝。隨著參加禱告會的人數愈來愈多,後來禱告會分成不同小組,分別就信仰自由、言論自由、拒絕服兵役等問題展開討論。他們認為,信仰自由與基本人權密切相關,而和平祈禱可以贏得自由與人權。他們被官方媒體描述成「受西德煽動的反對社會主義的壞分子」,但他們用《赫爾辛基條約》中保障人權的條款與政府展開有理有節的對話,得到愈來愈多市民和信徒的支持。當局的壓迫持續加大,教堂的牧師被警方傳訊,警察頭子威脅說:「不要以為牧師的身分可以永遠保護你。」牧師回答說:「不是牧師的身分保護我,乃是上帝親自保守我。」對方無言以對。

東德當局還向萊比錫教區的主教施加壓力。主教親自寫信給聖尼古拉教堂的神職人員,指示他們立即停止和平祈禱會。但是,牧師和教會同工都認為,必須堅持教會體系內部的民主程序,教會不是一個平行於世俗政權的金字塔式的權力機構,主教的指示不是一道只能被動接受的聖旨。他們專門為此禱告,傾聽來自上帝的聲音。然後,他們舉行一次民主投票,會友全票通過支持辦祈禱會的決議。一九八九年秋天,主教親自來此視察,本來想要勸說教友們「順服掌權者」,結果反倒被教友們的禱告和行動所感動,轉而蒞臨包括聖尼古拉教堂在內的萊比錫四個教堂,並為教友們以及在一旁監視的警察們懇切禱告。

這時,米勒走到教堂中央一盞巨大的燈檯前,告訴我說,一般新教教堂不會設置燈檯,而聖尼古拉教堂是由天主教教堂轉化為新教教堂的,其陳設仍具有某些天主教特徵。這盞大燈檯的設計頗具象徵意義:「這是教堂中有數百年歷史的寶物,它的樣式十分特別,就像一盞盛開的花朵,花瓣都向內收攏。這一造型的寓意是,我們的信仰不是製造衝突和麻煩的信仰,而是締造和平與公義的信仰。青銅可以用來製造仇恨的箭頭,也可以用來製造此和平之燈檯。我們的信仰啟示我們,無論在何種情況之下,仍要堅持非暴力的方法來尋求自由。暴力一旦啟動,則非任何人所能控制,受害者向施暴者轉變,世間遂無正義可言。」燈檯上數十支蠟燭在燃燒,燭光閃閃,似乎將我們帶回當年那個風聲鶴唳、一宿三驚的夜晚。

他們迷信暴力,我們相信禱告

在歷史轉折關頭,何內克揚言說,黨、軍隊、警察和武裝工人戰鬥隊,已做好應付一切事變的準備。他確實有十足的資本:1989年,統一社會黨擁有230多萬正式和預備黨員,幾乎相當於東德成年人的四分之一,此比例在蘇聯東歐的共產黨國家中是最高的。東德安全部擁有近十萬名編制內工作人員以及將近60萬的非編制內人員,其比例也無與倫比。東德的經濟水準在蘇聯東歐國家中最高,讓作為老大哥的蘇聯也羡慕不已—後來的俄羅斯總統普丁,當時是一位蘇聯駐東德使館的國安會(KGB)情報官員,他們一家對東德的物質生活條件感到相當滿意。但這位聰明的特務已發現東德社會在繁榮表象之下的嚴峻危機,他在回憶錄中指出:「東德的滅亡是不可避免的。我到東德後開始同德國人交談,同時開始思考周圍發生的一切,我內心甚至開始有些厭惡,感覺這種生活不大符合常態。現在,在歐洲是不可能再出現一個以1953年的蘇聯為樣板的、如此沒有生氣的國家了。」

1980年中後期,蘇聯已開始第二輪「解凍」,東德領導人卻堅持史達林的教條,與時代發展的總體趨勢漸行漸遠,戈巴契夫將與何內克的接觸形容為「撞在一堵沒有門窗的牆上」。以何內克為首的東德領導層,認為既然「國家對所有人民進行著監視」,他們的統治就穩如泰山。他對戈巴契夫的忠告「對變局反應太遲的人必將是失敗者」嗤之以鼻,認為可以倚靠手中的資源壓制並消滅所有反對派,放眼國內沒有任何一支力量可與之抗衡。

然而,何內克沒有想到的是,他面對的不是硬碰硬的、群眾的暴力反抗以及黨內的政治陰謀,而是基督徒的燭光和禱告。這是一群手無寸鐵的信仰者,他們在燭光前齊聲禱告,心中既沒有仇恨,也沒有奪權的慾望。對於企圖奪權者,可以用武力和陰謀來打擊或瓦解之,但對於超越權力訴求的愛自由的群體,何內克束手無策。正是燭光和禱告,以及國內國際形勢的演變,使萊比錫和柏林圍牆沒有重演天安門的血腥場景。

何內克最終被送上審判席。那麼,如今還在掌權的中國的「何內克」該作何打算?你可以泯滅良知,可以出賣靈魂,可以狐假虎威,可以為虎作倀,但天上有上帝的眼睛看著你,地上有千萬雙民眾的眼睛看著你,你無從隱藏卑劣的行徑和赤裸裸的謊言。人權活動人士高克牧師指出,對前東德黨棍們審判包括道德的、司法的和歷史的三個層面。每個人都必將為其言行和選擇付出代價,沒有人可以從容地逃遁。掩耳盜鈴者所欺騙的只是自我的感覺,強詞奪理者所說服的只是本人的內心。從希特勒到何內克,從史達林到毛澤東,從波布到海珊,迷戀暴力的大人物,並沒有成功地用暴力建立起千年帝國;相反,他們被上帝之手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將納粹的歷史與共產國家的歷史聯繫起來考察是必要的,這種歷史視野可囊括當今世界以恐怖主義或國家恐怖主義橫行於世的人物,如蓋達組織頭目賓.拉登、塔利班領袖奧馬爾、蘇丹總統巴希爾……迷信暴力的人從未在人類歷史與現實中消失,在未來還會層出不
窮地出現。希特勒和何內克不是人類精神的「畸變」,毛澤東和波布也並不是非人的「魔鬼」。那種將納粹罪行作「特殊化」的做法尤其危險,史達林和毛澤東理應被納入希特勒「同道中人」的序列。美國歷史學者李波厄特說:「那些否認希特勒種族滅絕的人被公正地封殺了,而不知何故,蘇聯的情況正好相反,那些否認史達林大清洗,再次掩蓋例如卡廷大屠殺等情況的學者卻被出版界認為是值得尊敬的人。」原因很簡單:左派掌握了話語權。在中國,嗜血如命的毛澤東的頭像在天安門城樓上注視著來來往往的人流,人們能掩耳盜鈴地說已獲得平安了嗎?沒有平安,無論以暴力來消滅不同意見和統治者,還是以暴力來反抗暴力的「楊佳」式的被凌辱與被傷害者,心中都沒有平安。

人類如何才能擺脫暴力、享受自由?人類如何才能找到真正的平安?聖尼古拉教堂的牧師和信徒們告訴我們:永恆的力量,真正的平安,蘊藏在禱告和燭光之中。對於懷疑論者來說,這似乎是夢囈。德國統一之後,南非黑人大主教、「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主席屠圖,曾到聖尼古拉教堂舉辦佈道大會—他站在這個講台上再適當不過了。屠圖高度讚揚當年發動和平祈禱會的牧師和信徒們,認為他們使得教會成為「有機體」,由於他們不屈不撓的努力,「上帝啟動了向心的進程,開始了向著中心、向著同一、和諧、善良、和平和正義、能夠掃除一切障礙的運動過程。」祈禱和燭光的力量,是暴力和武器所不能戰勝的。

《聖經》中這樣描繪耶穌基督:「他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他解除了自己的武裝,「獻身甘作萬矢的」,卻比千軍萬馬更有力量。聖尼古拉教堂中的基督徒們,便是效仿耶穌的榜樣。當基督徒開始祈禱時、當基督徒點燃燭光時,就是向上帝發出呼求、就是邀請上帝來幫助。這是上帝給地上的教會的使命—「教會應當為愛而生活。如果它不能做到這一點,那就可悲了。如果它由於保持沉默,由於各種可疑的藉口而參與世界的仇恨,那就可悲了。如果它接受產生仇恨的言詞和口號,那就可悲了。」既然是來自上帝的力量,誰能抵擋呢?此種經驗,從東德到波蘭,從南韓到南非,正是透過祈禱和燭光,人們暴政翻轉,讓自由來臨。

很快,兩個小時的會晤結束了。在大教堂的一間小禱告廳內,我請求史蒂夫為我們禱告,為中國教會和中國人民禱告。我們站立在一起,手拉著手一起禱告。當我們一起牽手禱告,也分享了他們的信心、勇氣和智慧。他們的笑容單純而燦爛,他們看到了禱告產生的美好結果。我們也必將如此。從萊比錫聖尼古拉教堂裡的和平祈禱會到柏林圍牆的倒塌,看起來遙不可及,實際發生時卻只是一步之遙。

東德的歷史轉折,並不是由戈巴契夫、葉爾辛那樣的體制內改革派啟動,也不是由像哈維爾、華勒沙那樣的體制外的反對人士促成,而是由祈禱和燭光完成,由像史蒂夫和米勒這樣的普通基督徒完成。東德民主轉型期間,體制內缺乏掌權的改革派,體制外亦缺乏有影響力的反抗運動領袖,東德的基督徒和教會恰好填補了這一空缺。

多年之後,東德末代國防部長、海軍上將霍夫曼在其回憶錄中思索東德政權瞬間瓦解的原因時指出:「首要原因肯定是缺乏民主與自由,從而使每個個體日甚一日地感覺到這種缺憾,使整個社會逐漸趨於癱瘓。當黨和國家領導人距離人民愈來愈遠時,當他們對現實和公民需求的關注愈來愈淡漠,甚至於極其荒唐地背離社會科學基本原理一意孤行時,當他們的統治愈來愈明顯地具有專橫、武斷、強制的色彩時,只需在火藥桶內投入區區一個火星,便可以引發廣大東德公民的公憤。」這位忠心耿耿的職業軍人,只看到了東德黨政一體的政權內在的自我毀滅機制,卻未能深刻地領悟來自祈禱和燭光的力量,那力量不是任何強大的武裝力量能夠戰勝的。

那力量,蘊藏在無數像史蒂夫和米勒那樣的普通人當中。那力量,凝聚在教堂的屋簷之下。那力量,柔弱勝剛強。

2008年10月16日至18日初稿
2009年6月完稿
2021年3月24日修訂

本文收入《德意志的美與罪》,主流出版,2022年3月